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里就讲到，这种说法与孔子尊贤容众之德相合。我们尊贵、提拔贤德的人，但是对一般普通的、有私心的人也能容纳。在现代社会，容众也很重要。君子只想着道义、正直、大公，而小人是整天想着自私自利，那我们现代社会，君子多还是小人多？说句老实话，现代社会确实是君子少，小人多。
这个原因主要也是教育，对于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足才导致的。假如这个教育从小就开始，国家政府非常重视，相信君子会日益多起来。君子多了，对国家一定有好处，大公无私的人，他们都是为民，所以自然就能够令社会和谐。《礼记·学记》里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君子，使小人的数量愈来愈少，这是什么？君子从政则民服！君子多了，社会就和谐了。
这两种说法，一种是举用正直者，废弃邪枉之人；第二种，没有完全废弃邪枉之人，是把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枉之人之上。为什么第二种说法更好？《论语》第十二章里，“樊迟问仁”，也谈到“举直错诸枉”的问题，结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了。樊迟是孔子的弟子，他请教孔子什么是仁？
“子曰，爱人”，仁就是爱人，仁者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樊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知人就是智慧，樊迟没听懂。孔子又给他补充说明，“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的人选举出来，安置在邪枉者之上，就能使邪枉的人学得正直。这就是前面讲的第二种说法，并没有说把邪枉之人，把小人都踢出门外，那没剩几个君子了。孔子是教我们，君子有领导小人的权利，小人就能学君子、效法君子，慢慢也能变成君子，这是有教育的内涵在里面。所谓上行则下效，《论语》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是随着风摇摆，风从东边吹来，草就顺着风，由东往西摆；风从西边吹来，草就由西向东摆。小人自己没有定性，看上面是什么样，他就学什么样，所以把君子提拔在上位，就很重要。
君子的德像风一样，引导民众，确定社会的走向。除了政治的领导人能够确定社会走向以外，现在还有一种产业，也能确定社会走向，那就是传媒。媒体的工作者，他们也有带领社会的能力。如果媒体的内容都是正面的，都是善的，就能将社会引向和谐；如果媒体的内容不善，就能让社会民众变得不善。所以我们的恩师常讲，有两种人能救世界，也能毁灭世界，一种是政治的领导人，一种是媒体的工作者。
国家领导人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决定国家的命运。传媒工作者有很大的社会教育和引导社会的功能。是救世界，还是毁灭世界？就在于这些工作者是直还是枉，是正直的君子还是邪枉的小人？君子只想着义，他不会自私自利，他只会想着我怎样能够把社会带向和谐，至于说自己的利，那是不考虑的；小人只考虑利益，至于后果是否符合义，他没有考虑。所以现在的传媒工作者要好好地省思，包括影星、节目的主持人、制片人、导演、记者等等，如果能有一批君子的传媒工作者，播的都是正面的内容，那就真是人民百姓的福报。
我去年到过日本东京，参加一个会议，日本最大的华文报纸，“东方时报”的主编带着记者，到酒店来采访我，谈起很多社会问题。他们讲日本社会有很多弊端，社会风气日趋不良，华人更是令人忧虑，犯罪率特别高。因为日本社会压力很重，导致许多华人采用不法的手段，谋取利益，使得整个日本对华人都产生歧视，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说，“你们媒体领导人，负有引导社会的使命，如果你们能够在你们的报纸里，天天刊载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内容（它是华文报纸，专门针对在日本的华人），那么我们相信一年，对华人社会的风气改善，就有显著效果”。
我们的恩师在他的家乡，安徽省庐江县汤池小镇，做过三年的实验，建立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就用《弟子规》来教导那里的乡镇百姓，不到两年的时间，使整个小镇的社会风气大大改善，证明了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和???社会完全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
中华老祖宗的这一套做法，就是教学为先、修身为本的做法，到今天还是适用。这位总编听了我的话之后，他也很感奋，问我有什么样的教育内容可以给他刊载。我告诉他，过去印光大师在民国时代，非常提倡因果教育，用因果教育帮助人，提升他的伦理道德，因为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不敢作恶，他就能慎独。他问我用什么样的教材最好？我介绍他《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士全书》，这三部书都是讲因果，过去印光大师印这三部书，印得比佛经还多。《太上感应汇篇》是《太上感应篇》最好的注解，现在这部《汇篇》有一个《白话节本》，我把《节本》的电子版提供给他，结果他真干，每一期的报纸都出一个小版面，连载《感应汇篇》的内容。他把样板寄给我，我看了非常欢喜。如果能坚持下去，相信日本（至少华人）社会的社会风气，会有显著的改良。这是什么？把人民百姓导向正直的一面，所以孔子讲“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