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抢劫商人最划算，风险小，收益大，难怪历代统治者都经常借故抄商人的家，而大商人也极力巴结官府来保护他们的财产了。不过现在他们遇到的不是官府，而是“叛逆”，只能怪自己倒霉了。
那在南雄杀了多少人，自己飞虎军在抄家的时候，士兵藏私的情况多不多呢？
回答是南雄杀人很少，因为这些富商家里的直属男丁很少，家庭单位比较小，只杀了不到两百人，士兵藏私的情况跟在韶州的差不多，六起，被当场斩杀了三十多人后就没有再出现藏私的情况了。
另外，杜立波在南雄府的中转城还缴获了三四十万斤盐，在一个粮商家里缴获了两万多石米，还有各个商人的存货，现在正在运来韶州的途中。
盐跟粮是生活必需品，在大明，除了做海外贸易的生意外，盐商、粮商也算是最赚钱的行当之一了。现在有了盐和粮，日子应该比较好过了。前段时间，由于湖广并不生产盐，大西军缴获的食盐也不多，所以吃饭口味都比较淡了。现在好了，三四十万斤盐，可以够大西军吃上好几个月了。
这么说来，除去其他州县收缴的金银十来万两，自己飞虎军现在有黄金十七万两，白银三百三十多万两了，巨额财富啊，要知道，大明户部在正常年景也就这么多银两啊。
想想崇祯真可怜啊，一年收入也就张文秀在两个府抢劫所得一样多，要知道全国可是有一百多个府啊。现在，崇祯已经穷得给京营的士兵发不起饷了，到明年他吊死的时候，他的内库里只有几万两银子，彻底的破产。不过呢，后人却栽赃说崇祯是个小气鬼，说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其内库里还有七千万两白银，崇祯宁愿守着财宝等李自成打进北京也不愿意散发钱财招兵守城，结果亡国了。
这种说法非常可笑，崇祯又不是傻子，守着巨额财富等死。但这种观点却有很大的市场，谁叫崇祯他是亡国之君呢。李自成进北京确实收刮了七千万两白银（一说三千万两），不过不是从崇祯的内库里收刮的，而是从北京城的官僚、乡绅富户、勋贵、大太监甚至平民那里“追赃助饷”得来的。
想想崇祯也真可悲啊，北京城里有数千万两银子，但是这些人就是不愿捐献出来给士兵发饷。而崇祯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明明可以跑路去南京去却被大臣们拦住，说什么天子不可弃国都，结果李自成进北京了，大臣们基本上都投降了，崇祯只好在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上吊。愤怒的崇祯最后在遗诏上说他不是亡国之君，大臣都是亡国之臣，虽然有点为自己开脱的意思，但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些大臣们，明明知道北京守不住，却要求“国君死社稷”，结果皇帝死了，自己却投降了，真是严于律人，宽于律己。
按照某些专家的推断，明末中国大约有白银七亿五千五百万两，其中从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的大约近三亿两，其余四亿多两是中国自唐宋以来直至明末开采的。张文秀对这个说法很认同，因为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严重的顺差。由于当时欧洲还没有进入工业社会，其生产的商品根本就没有一点竞争力，而中国的丝、棉、瓷、茶等商品在海外非常畅销，欧洲和日本没有什么商品来交换中国的商品，只好用白银来买中国货了，结果在明朝后期，源源不断的白银从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而中国正是由于这三亿两白银的流入，最终淘汰了宝钞、确立银本位的货币制度。
而大约三亿两白银的流入，在西方学者那里也得到了认证，他们甚至认为在明末一百年间，从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不止三亿两。
全国有一百多个府，现在张文秀抢劫了两个府大部分的银子得到了三百多万两，而韶州和南雄算是全国比较富裕的地方，当然不是最富裕的地方（最富裕的地方是江南五府、浙江、京师），两个府在全国不到两百个府中占有全国不到百分之一的财产，可以说明全国七亿多两百银是可信的。
大明的灭亡，是财政破产的必然结果。全国有七亿多两白银，政府能控制支配的只有几百万两，不到百分之一，可见大明朝廷对于民间的控制太松散了，这样的政府怎么能管理好国家，结果在满州人和农民军的夹击下灭亡了。
大明对于民间松散的控制力，也可以从万历年间各地纷纷反抗矿监的事件中看出端倪。矿产是国家资源，任何人开采当然要纳税了。可是，明朝自十五世纪就禁矿，但是民间就有一些豪强纷纷盗矿。后来万历皇帝为了多收税，放开矿禁，允许民间开矿，只要交税就行。可是，各地盗矿的豪强却反对，本来自己好好的盗矿，官府也管不了，或者是自己收买官府，一分钱都不用上交朝廷。可现在皇帝却要来收税，他们如何甘心，于是就发动“群众”赶走矿监。
盗矿豪强是反抗朝廷派出的矿监的主力军，而后世一些史书却说是皇帝派出的矿监的贪酷逼反了各地矿民，穷苦的矿民受不了腐败的朝廷的剥削而起来反抗的，是正义的斗争。
不过现在张文秀从韶州的盗矿豪强控制矿民和工匠来看，所谓反抗朝廷派出的矿监是正义的斗争的说法非常可笑。这些矿民是受地方豪强的控制的，算是豪强的半个奴隶，他要反抗也是反抗压迫剥削自己的人―豪强，而不是朝廷。
张文秀觉得对这些国家蛀虫必须坚决消灭，所以对于这次剿灭韶州的盗矿豪强非常有成就感。但对在南雄抄商人的家有一点自责，不过也没办法，资本原始积累哪有不沾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