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我就看着办了。”
。。。。。。
在王成家，王启明，赵燕山，赵文良，张子童，张明江和几个分厂的厂长正在听娄军讲分厂的处理办法。
“香厂的厂房建筑面积800平米，有职工18人，设备和固定资产折旧后净资产是181万元；箱包厂和染线厂在一个院子里，厂房建筑面积1200平米，职工43人，设备和固定资产折旧后310万；塑料制品厂11个人，厂房400平米，院子到不小，折旧以后是69万。现在所有分厂名义上还是集体所有，实际上和各位的家族企业有什么区别？职工全部都是你们的亲情故旧，应该不存在转制以后的职工安置问题。傻子都知道买过去应该是挺赚钱的，虽然领导不知道，但是咱们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也不细算了，可以按现有净资产打9折出售。看看怎么着，有没有问题。”娄军说完喝了一口水。
“那各厂的债权债务怎么处理？”赵文良问。
“一直都是公司背着，这次直接把债权债务都转给公司。”娄军说。
“娄军呀，说实话这个价钱是比较公道，但是，咱们图什么？没有便宜的买卖谁愿意做呀。”王成说。
“是呀，把你约来不就是想问个内部价格嘛！是不是能有商量的余地呀！”赵燕山说完，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娄军。
其他几个人都说：“是呀，是呀。”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可是，我怎么也得向丁国华有个交代呀。丁国华把这事全权交给我办理，太低了我要担多大责任呀？”娄军不失时机的突出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王启明给娄军的杯子添了点水说，“娄军，咱们都不是外人，这几个厂正好都在咱们几家人手里把着，你看咱们都拿出点诚意，痛快点，对折拿下，30%回扣怎么样？绝对不会亏了你。”
大家马上表示赞同。
“这可够戗，相当于8折，忒低了吧，我根本没法交代呀。”娄军面露难色。
“要是能拿下，成交价的30%给你提，也200来万呢，怎么样？”王启明说。
“我担心的就是咱们商量好了，丁国华也同意了，咱们自己人得了便宜卖乖，四处去吹，给陷了。”娄军面有难色地说。
“这事要真成了，谁他妈要敢四处乱嚼舌头去，咱屋里人一起打死他丫的！”王启明说着，用眼睛看了一下所有的人，大家马上附和着发誓不外泄今天的秘密。
“话虽这么说，毕竟人家是老大，我怎么也是一个使唤丫头。要么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你们除了给我的，多少给他点小恩小惠？我也好张这个嘴。”娄军说
“多少？”
“我在合同上再给你们降到四折，我把那一折钱给丁国华怎么样？”娄军随意的说了出来，然后看着这些人。
谁都没说话，把目光转向了王成。王成一听说给丁国华，马上同意，因为这时候如果能把丁国华拉下水，别说不用自己多掏钱，就是真让他多掏钱他都乐意。
娄军接着说：“嗨，其实他也不见得要这个钱。如果他不要，我再退给你们。那咱今天就算定了，你们准备钱吧，很快就签合同。给丁国华的钱就交给我，我转给他，这种事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
合同果真按娄军所说的价格签订了，每个分厂都在名义上以净资产出售。实际上在评估过程中，娄军只用了5万现金作为资产评估师本人的额外收入，就人为的压低了资产净值。因为这几个分厂本身就像独立王国一样控制在买方的手里，只不过经过一纸合同，用原来贪污的公款，合法的买了过来，所有的一切就由集体所有，顺理成章的转成了私有企业。这种现象在北苑出现并不稀奇。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转制过程当中，精明的民营资本肯定不会做亏本买卖，会绞尽脑汁的通过各种金钱、女色、利益诱惑等原罪手段和技术行为，完成财富性质的转移和财富的原始积累。正如娄军所说，不为占便宜，谁都是无利不起早。这种现象不专属于中国特色，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法制约束和监督机制很健全，但在两个世纪前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远比我们现在更加赤裸和血腥，任何东西都可以进行权钱交易。比如美国，高官政客甚至可以把印美钞的权利出让给以私人银行家为股东的美联储。（具体内容请参看《货币战争》一书）
出售分厂的合同签定以后，娄军收到了约定的224万现金。他悄悄把10万现金包好了，拿到丁国华的办公室。
丁国华看着一捆现金放在自己面前，惊愕地问娄军：“这钱是怎么回事？”
“是他们给我的回扣，我不敢要，这不给您拿来了吗。”
丁国华沉默了一下说：“给我拿来算怎么回事，交到财务。”
“千万不行呀丁总，这钱怎么来的？只要往出一拿，贱卖集体财产的帽子就算自己给自己戴上了，否则谁给回扣？再说，交给会计，从财务上怎么下帐？您觉得自己坦坦荡荡的一分没留的交上去，人家信吗？人家照样会说，‘不定收了多少呢，交出来的就是九牛一毛’，谁知道您丁总或是我娄军是不是就收了10万回扣？这种流言蜚语您还没法解释，越描越黑。所以说，千万不能交！”
“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把这个钱装兜里呀。”丁国华头一次面对这种情况，对此真是不知所措。因为他确实从本质上就不是贪财的人，况且他到北苑公司是带着施展才华的远大抱负来的，说难听一点是图名。
“您说这样行不行，您招待一些客人或为公司办事难免要花钱的。很多时候花的钱要么没发票，要么从财务上也不好下账，不如就留在您办公室当作招待费吧，总不能为公司办事您个人掏腰包往里垫呀。以前陈总手里也有些活钱的。”
丁国华听了娄军的肺腑之言觉得句句在理，确实是把这10万交出去不仅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会招来更多的是非。况且，丁国华确实为了公司在和一些有关部门、人员交往过程中无形的自费了一部分钱。就拿抽烟这事来说，他自己烟瘾并不大，每天最多半包，但是为了场面上应酬，每天几乎两盒中华烟，自己那几千块工资真不够往里填的。虽然开张票报销也不算过分，但是他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毕竟自己本身就吸烟。公私两便的事为了避嫌，他不倾向于用公款。丁国华犹豫了一会，说：“好吧，那就暂时先放我这里，但是千万别让人知道。”
“您就放心吧，这事绝对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
娄军转身要离开，丁国华把他叫住，说：“还有个事，张明江是不是和一个西班牙客户在谈？”
“有这么回事，谈了很长时间了，好像昨天刚把合同签了，就是价格比较低，如果不是国家有出口退税，可能还略微亏点。怎么了？”
“他前几天报销餐费时候有两张国际饭店的发票是连号，日期却隔了几天，我怕追究起来给陈总找麻烦就没搭理他，但是当时婉转的警告了他。”
“嗨，您来的时间短不了解他这个人，好几年了，他一直都这么干。以前陈总也说过他，可他依然我行我素，私底下还说自己这点事跟别人比就是小巫见大巫。”
“哦？别人什么事？”
“比如王启明吧，不仅和车间主任合伙虚报车间工人数量，还把刚入厂几天的学徒工往上报工资时候报成熟练工，等车间主任从财务科把车间所有职工工资领到手以后，真正的工资再按学徒工发给人家。最邪乎的是有个工人辞职都三年了，工资表上一直列了三年。虚报人头一份，扒学徒工一份，月月能分到手一两万。您随便找个人问问，谁不知道呀！”
“什么？这，这不是犯罪吗？”丁国华惊诧的说。
“现在还好多了呢！以前因为工人太多，不可能每个人都到财务科去领，所以工资都由车间主任到财务科把本车间工人工资统一代领了，回车间以后主任再按工资表发下去。后来有人匿名向陈总举报了，职工工资才改由会计拿着工资统一到车间照着工资表点名，直接发到每个职工手里，虚报人头的情况基本没有了，但是学徒工问题还是有的，无非就是给学徒工分一部分钱堵住嘴而已。另外，王启明管生产，他有个姘头是三车间主任，他把计件工价高，款式简单，产量高的活给三车间，姘头每月从工人手里要3%的抽头给王启明。”
“这些全是真的？”丁国华表示怀疑。这也难怪他不相信，这种胆大包天、触目惊心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搞得全公司几乎人人皆知，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害怕。
“您有时间可以到几个车间去转转，看看是不是三车间生产的鞋款式简单，订单数量大，日产量最高，月平均工资最高。”
“为什么呢？”
“订单数量大，生产周期就长，换产适应期就短。车间每换产一种款式的鞋就要消耗掉三天时间，这三天适应期生产不出东西来。如果是小订单，一个月换几次产即相当于有几个三天没有产品下线；款式简单，生产起来比款式复杂的就更容易出速度，这两点决定了车间的日产量高低，所有车间工人的工资是计件工资，因此最终决定了工人平均工资高低。”
“是吗？我抽时间还真得看看去！还有什么情况？”
“赵文良在车间里总是对女工人动手动脚，要是别人顺从，他就放松质量标准，别人稍微一反抗，他就以质量不合格为由让人家返工，最近半年和一个外地小姑娘偷偷摸摸搞在一起，她老婆闹过好几次了，他索性把小姑娘提拔成质检员光明正大地带在自己身边；还有库房保管监守自盗，整箱的鞋偷着往外卖；还有的人穿拖鞋来上班，下班穿双新旅游鞋走。。。。。。。”
丁国华听了娄军讲的这些，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啪”一拍桌子，“简直是无法无天！”
“您别生气，我说的这些都是以前，从您来了后已经收敛多了，一个原因是制度上的漏洞逐渐被堵上了，另外，保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还是你说的这种状态，我要大开杀戒了。发现一个处理一个，绝不手软！”丁国华气愤的说，“但是，高压政策只能是杀鸡儆猴，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是怎么才能把这些问题从根上都解决呢？”
“我有些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你说。”
“把业务大包干。张明江抓业务，请客、送礼、接待客户开销不能超过每笔合同毛利润的3%，超出部分自行负担；王启明管生产只负责生产进度，不负责分活；赵文良的质检工作和奖金直接挂钩；另外，从后勤精简下来的人成立一个检查科和审查科，检查科对所有违规的行为有权开过失单，审查科随时有权对每个科室的工作审查，上报办公室，这样就能基本解决眼下的问题了。”
“太好了，这样做在工作上环环相扣，互相监督制约，你简直就是我的诸葛亮呀！”丁国华高兴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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