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食堂解散后，以小伙食团为基础划为生产队，我们新农大队就由大伙食团时的三个生产队变成了七个生产队。
在一九六一年就把永新一个区为一个公社改为一个乡为一个公社。区仍恢复叫区公所。下辖永新、升平、新建、紫荆、中峰、罗家、三会七个公社。这时的基层建置就是：县、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除生产队外，其它各级都是党的书记为一把手，行政的长字号为二把手。公社的行政领导不叫社长，而叫公社主任。
生产队为独立核算单位，生产队统一生产，按出工劳力评记工分，粮食按人口和工分分配。生产队平时粮食收获后，按人口预支一部分，年终除上交国家和提留后，按当时国家规定，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粮食按人口分，叫基本口粮。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粮食来按工分摊，叫工分粮。粮食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核算收入，出工的劳动报酬年终按生产队的总收入摊总工分摊算。
评工分的情况是：男的壮劳力出工一天评十分，为一个劳动日，也就是一个劳动基数。女的和娃儿、有病的、劳力弱的视情况从二三分到七八分不等，女的劳力比较强的一般评七分，最高可到八分。
各家的全年劳动收入除去分的粮食折款后，算你进钱还是补钱。这样，分户自炊，各家按人口还划了点自留地，可以种菜了。活动余地比食堂时期大得多了，人门喘过气来。
一九六二年冬，当人们熬过三年生死灾难，因划了点自留地，有了自家的锅灶，能吃上一口热菜热饭时，又掀起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农村开展以反单干为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至此到毛泽东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暴力政治，贯穿生活的旮旯角角，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也是怎么都想不通的。
当九十年代谈到这一话题时，年青的一代说那时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听话，要干，用“苛政猛于虎”来回答都不够份量。
一九六二年冬以前，虽然进行了阶级划分，阶级虐待，被划为敌对阶级的这部分人，经常受到无情的打击和排挤，但好象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异常严格的政治手段、行政措施。是阵发性的，没有贯穿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在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分这类家庭有文化的人出去工作，这类家庭的娃儿读书成绩好的也能和其他人一样考上各级学校。
一九六二年以后，阶级斗争提到日常生活中，疯狂地搞阶级对立、阶级排斥。人为地把人划为几个等级，以全国而言分有：老红军、老干部、工人阶级、农民、其它劳动者。被打倒的所谓“剥削阶级”和五类人员。
老红军老干部和高级干部是享有特权的，思想上把工人阶级冠为领导阶级。相对而言，农民就成了被领导阶级。所以人们就把工人称为“工人老大哥”，把农民叫成“农二哥”。一段时间，农民进城，城里人就用贬义的“农二哥”如何如何戏称你。“农二哥”又意味着“傻”、“土”、低一层。
在农民中，又分贫下中农、中农、小土地出租，地、富、反、坏、右等五类份子。贫下中农为依靠力量，什么都有优先权，是上等人。特别是在安排当干部、参军、调出去当工人这些领域都是优先考虑。中农为团结对象，是中等人。地、富、反、坏、右这“五类”人员为打击对象，专政对象，什么权利都受到限制，为下等人。这“五类”人员及其家人都不能参军、当干部，也不能调出去当工人。就是连搞一些基本建设工分高点，活路轻点的，有补助粮的事，不是很差人的话，都是去不了的。
从这时起，以前在外面工作的很多都被陆续清除回农村，特别是那些在军工系统、国防系统、军队、公、检、法、政府部门等被称为要害部门的人，基本上都被清除出来。
“五类人员”的子女小学后不能再升高一级学校（除个别用来体现政策的）。通婚也受到严格限制，表面上宣传婚姻自由，提倡自由恋爱，实际上却施与一种压力，编织一张无形而强大的巨网，强行扭曲婚姻的组合。如党员、干部、军人及要害单位的人的子女与“五类”人员家庭的子女结婚，父母将受到压力，说他们阶级觉悟不高，和敌人划不清界线，政治升迁或工作都将受到影响。他们将千方百计的阻拦其子女与“五类”家庭的子女谈恋爱、耍朋友。如一个出生是贫下中农、工人、干部家庭的青年人与“五类”家庭的子女结了婚，就参不了军，入不了党，当不了干部，还不能参加有些部门的工作。如是军人，将被退回农村。如是党员，将被开除。如是干部，将被免职。如在要害部门工作，将被清退或调出。就连一般农民都不愿把姑娘嫁入这类家庭。因此，这时期的这一代“五类”人员家庭的子女，男的很多都没能结婚成家。姑娘们都怕进这类家庭去受打击，受歧视，更不愿以后自己的娃儿是抬不起头的“五类份子”家庭的“狗崽子”。
在日常生活中，其歧视无处不在。在生产劳动上，这类人一般都干重活，没人愿干的活路，大多叫他们干。评供应粮时一般都少得或不得。平时说话都不能大胆说，如被打击的“五类”人员的娃儿与其它娃儿吵架、有什么争执，对方将用“你龟儿地主娃娃”，“你龟儿反革命娃娃”这一类的话来压倒起，使这类家庭的娃儿就不敢开腔了，只有灰溜溜地走开。大人就更不敢说了，如他们与其他人吵架或有纠分，对方就说你不老实，打击报复贫下中农，想反攻倒算，可以任意骂你一顿或打你一顿，而且随便到哪里去评理成份不好的人都是要输的。因为即使是公正的干部，他们也不敢背帮“阶级敌人”说话的罪名。
连刑法的量刑上，“出生不好”也是个加重量刑的条件。同样的罪，在给这类人量刑时，必然要重得多。
我是一九六二年上的高小。那时读书，除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课外，劳动和阶级教育、阶级灌输放在重要位置，占用了很多时间。那时我怎么也搞不懂，读的历史教科书又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国民党旧社会人是分等级的，贫苦的人被视为下等人，在读书、当官、婚姻上是受歧视限制的，认为这些社会是黑暗的，罪恶的，要批判，要推翻，要打倒。为什么自己批判反对的东西又是自己执行的呢？学校也是这样，课堂上讲不按成份论，实际上“阶级成份”又残酷的渗透在一切大事小事中。特别是在升学的时侯，所谓出生成份不好的，家庭有历史问题的，随你成绩有多好，多听话，小学后你就是“考”不上中学的。
我1964年高小毕业时，我们班上50多个人，30多个“考”上中学，没“考”上的十多个人大多是家庭出生“不好”的。而且大多成绩好，一直是班上前几名的都没“考”起，平时考试不及格，靠抄别人作业的人都“考”起了。
反单干，无非是食堂下放后，人们因划了点由自己作主种植和收获的自留地，想把它种好，或多或少的弥补一下生活。这也要作为不符合社会主义来批判。本来，解散食堂，生产队划小，各家各户又划了点自留地，人民生活略有好转。但在这以后的运动中又作为资本主义道路来批、斗，使刚要复苏的农业生产又被控制住了。
生产队时期，上交国家的公粮统购是很重的，而且交的都是细粮，只收稻子、小麦。稻子、麦子晒干后，交粮要担好多天。除了粮食的公粮、统购外，我们地区生产队还要上交油菜籽等的一些农副产品的派购。
除了生产队集体上交的公粮、派购外，农民私人还要交鸡蛋等城市需要的派购物资。如自己没有，就只有去高价买来低价卖给国家。国家又要派购，你鸡鸭喂多一个，运动来了又说你搞资本主义，搞自发。
从食堂下放到改革开放前的整个大集体时期，人民生活也一直是很艰难的。拿我们生产队来说吧，全年分毛粮一般都只有三百多斤，劳动报酬全劳力一天只值三角多钱，有的年份低到二角几，也有一两年值四角多的。我们生产队还算一般的或为较好的，有的队劳动一天只值一角一、二，粮食只分两百多斤。我们村开山坝生产对有些年份就如此。
一个全劳力一天也不休息，苦干一个月只值十来元钱，一年也只能挣百十元钱。那时一块上海表要一百二十来元钱，重庆表一只要八十来元钱，山城牌好像五十几元。买一尺布要一两天活路钱，买一百斤煤炭要干三、四天，一双胶鞋也要挣半个月才买得起。
我们这代人是饿长大的，也是在饥饿中度过青年时期的。人们睁开眼，最伤脑筋的就是这顿吃了，下顿吃什么？那时很难吃到一顿真正的干饭、饱饭，平时都是用各种菜和着煮稀饭、羹羹。就是难得吃一顿干饭也是假的，不是红苕为主就是萝卜为主。人们爱用白萝卜砍成渣渣来和着煮，看到一碗白饭，其实里面全是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