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农村破坏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几十年后的今天都无法复苏的政策－－－－人民公社化和办公共食堂，一声令下就遍及全国农村。
我们綦江是九月份实行人民公社的。永新是以一个区为一个公社。村改为生产大队，把社变成了生产队，也是一个伙食团。生产队、伙食团是最基层的一级。干部主要设生产队长和伙食团长。生产队长管生产，行使领导权。伙食团长管生活，行使管生活的权力。生活方式上废止了千百年来的各家各户自炊的生活方式。不管老人婴儿，几十人，几百人在一口锅里每顿煮一样的饭吃
这时期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把生产队这个名称淡溥了，一般说哪个地方，都把它叫某某伙食团。如“新房子伙食团”、“袁家边伙食团”、“开山坝伙食团”。
公社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统一安排生产，统一支配一切。公社既是一级政权，又是经济组织，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取消了农业社划给社员的自留山、自留地，打破了各家的房屋居住界限。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管理制度，将全社劳力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搞大兵团作战。有时把这个伙食团的劳力调到那个伙食团去干活，把这个伙食团的粮食无偿调给那个伙食团。
我们家所在的新房子伙食团有六七十户，三百来人。我们这个地方，不象北方或南方的一些地区，人们集中住在村、屯上，而是分散居住，有的相距几里路。我们作为场镇边上的坝下地方，远的离伙食团也有一里多路。
公社食堂一成立，除这一年的夏收粮食全归公社和伙食团外，还将各家的原有粮食收尽。为了怕人们藏点东西晚上悄悄的煮来吃，就将各家原来的灶和锅等砸烂，只准伙食团一个烟筒冒烟。这就特别苦了年高岁大的老人和走路不便的病人，要家里人在食堂集体吃后，再提点回来，只能吃点冷汤冷饭。如天雨路滑，一跤摔了，就只好饿一顿。
那时永新这个地方人们还没兴烧煤，自古各家各户都是烧杂柴和粮食稿杆煮饭。成立大食堂后，几百人的大灶，杂柴、稿杆和草草柴，是无法煮好饭的，而且一个食堂只安排一个把两个人找柴。开头就近在房前屋后砍树来烧，后来越砍越远，不久将所在地的大小树木砍光。不但将这一巨大的自然财富烧掉，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失调。后来的年爱天干，和这一人为的破坏自然不无关系吧？树木砍光烧光后食堂才开始烧煤。
我们这个地方，原来到处都是柏树、梅子树、桐子树等很多种树木，有的还是上百年的古树。三年食堂办了后，就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了。我村一彭姓人，因当兵解放时随国民党部队到台湾去了，改革开放后回来探亲，当他的亲人们问他几十年后回来对家乡的看法时，他说最大的变化是修了公路和树被砍光了。
这一时期，什么都是大跃进运动，说中国15年赶超英国，各行各业都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搞冒进、浮夸、瞎撞瞎闹，耗尽了无法计算的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对自然的破坏，给这一代人下什么定义都不过份。
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九月下旬又进行大办钢铁运动。大部男女青壮年都叫去炼钢铁。綦江一个几十万人的县就上劳力十万余人。
此时是实行的命令式的军事化生产，当地叫“大战兵团”。祖祖辈辈都是种庄稼的或是街上的生易人，象蚂蚁一样涌到本县的赶水、石壕的各个山沟里，乱抱点煤来堆起在烧铁，满山遍野砍树木来也在烧铁。强行收起来的粮食，在这里变成了遍地的大粪。人们在砍树时为了好砍、砍得快，树木都是齐腰砍。各级干部们为了报产量，满足上级的浮夸要求，把收起来的铁锅、旧铧等铁器拿去烧化了，旧铁变成了新铁。
据綦江县志记载：在“大办钢铁”过程中，“大批钢铁大军”上山砍树，先后砍木柴近200万立方米烧炭作燃料，使近30万亩森林变成残林或荒山。这些大跃进的“钢铁”，大多为泥浆块块或煤焦铁矿兼废钢铁烧结的混合物。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办钢铁的人是按大兵团的形式上去的，组织也是按班、排、连……的编制，行动是命令式的，一声令下就开上去了。据人们回来讲：有时刚睡下，又被哨子吹了叫起来，下令向前走，才过个沟沟又叫住下来。特别是那些妇女，以前从来没出过门，离开过家，哪受得了这种折腾，又牵挂家里的孩子，大多是哭哭啼啼的。
这种凭空想象的一窝蜂上的大办钢铁，完全违背办事规律。叫一些连看都未看过挖矿、炼铁的一般农民去干，除了得不偿失，破坏资源外，安全问题也特别严重，经常出事故死人。我们村就有池大成等人被土煤窑垮塌打死，遇险者就多了。有的吓倒了逃跑，又被当逃兵捉回去。
几个月后，人员又络续放回来，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这个折腾了三年多的大办钢铁全部下马。
劳动力炼钢铁去了，农村就剩下极少壮劳力和老弱病残了。当时我们这些农业生产还很落后的山区丘陵地区，种庄稼完全是人工，庄稼要靠劳力堆才做得出来。这样一来，这年的秋收秋种就成了大问题。清溪河沿岸是广产红苕（甘薯）地区，栽种面积很大，是当地人的半年粮，又正是秋天收获。
红苕都是用锄头挖，挖一窝捡一窝，这样才捡得干净。今年就不行了，留在家里的个别壮劳力就用牛犁，叫我们这些娃儿和老弱者一个负责一段，用锄头掏起捡。那时我才十岁多一点，锄头扛起都费力，掏得出来几个，第一铧犁过去没掏几个起来，第二铧犁过来又把第一铧的红苕盖了。
这一年可能是气候原因，红苕又好，埋在土里烂掉，真可惜。秋种当然也无法种好，这就带来了以后几年的严重饥荒。彭德怀的“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生活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诗句，是对当时的真实写照和对第二年人民生活的担忧和预见。
十一月，我们綦江从江津地区划出，归重庆市管辖。
这一年，县交通局和县供销社开始有了汽车运输。
公共食堂在各个时期情况不同。一九五八年食堂成立初期，所有粮食收归食堂，又不进行全年生活计划，前几个月敞开肚皮吃。我们娃儿感觉很安逸，因为食堂前一家一户时，合作社的粮食分得少，一直饿肚子。特别是上半年打麻雀那阵子，生活太艰苦了，差点把人饿死。
食堂一般都设在这个食堂管辖范围内最大的院子里，几十桌摆在踩柱下和各个堂屋里，大锅饭、大锅菜分桌统一吃，一派“共产主义”的景象。各家原来的锅灶一律毁掉。为了符合大跃进思想要求，要人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活，零星的房屋都被拆来做火把，晚上点起来赶夜稍（晚上干活），把这些人集中到几个大院子里，每家安排一间别人的屋住。
好在大家这时也没有什么私人财产了，除了碗筷、穿的和极少的家具外，什么都不分你我，好像真的也走上所宣传的“世界大同”。
在食堂下放赔退时，如果是贫下中农成份，其房屋被拆了、烧了就给一定的赔退。被划为地、富、反、坏、右成份家庭的房子拆了、烧了就一律不赔。而大多数被拆了、烧了的又是这类人的房子，这些人只好暂住在别的什么地方。也等于这些人又第二次被接收了财产。
几个月下来，到了一九五九年，粮食开始紧张了。食堂也就不能象前几个月按桌坐随便吃饱了，改为按家定量分吃。也不能吃干饭了，米只能煮成稀饭，麦子等粮食磨成面面煮羹羹。在大锅里由伙食团长掌瓢，按大人一瓢，娃儿半瓢地分。下半年就光吃红苕了，红苕是整个的放在锅里煮，分时按各家定量称了分。开头的都还是成形的，分到后来就擂烂了，因此每顿饭大家都想抢轮子。在家走不来的人，只能吃几块冷红苕了。又没有什么菜，油荤就更不说了，集体食堂根本喂不肥猪。
伙食团时期，伙食团长掌管着分菜分饭的大权，被人们喊得抓起来（恭维）。他和谁好，分饭时瓢瓢就从锅下面点舀起来，稀饭、羹羹就干点。和谁不好，瓢瓢就从上面点舀起来，就稀点。我们大食堂时期的团长是个残疾人，还比较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