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饭时排着长队，人们提着桶桶，端着钵钵，眼睛死死盯着饭锅，心怕别人占了便宜，自己吃了亏。如谁感觉自己的稀饭、羹羹稀了，别人的干了点，或红苕大个细个点，说不合理，有意见闹起来，团长就把瓢子一甩，不舀了，分饭就停下来。扯一阵后，等气消了又开始舀。
人们站着排队等待分配这吃不饱的三顿“饭”，会耗去多少时间啊！
当团长也有难言之处，除有时确实有私心外，几百人的一大锅稀饭、羹羹，要想舀得干稀一样，也很难。但这又是人生存决不可缺的怪东西，谁又敢轻视？人类的进化呀！你何不把吃饭这一困绕人们的难题进化掉。我们英明的领袖呀，怎么想出了兴办伙食团这样一个怪招。
这年八月，鹅公沱闸坝动工修建，六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完工，也利用闸坝落差修建了电厂。此闸坝修筑得高，比较宏伟，因此水落差大。鹅公沱电厂比沾滩电厂发电量大得多。此电厂建成后，基本上解决了永新的用电问题，附近很多农村都用上了电，照起了电灯，并相继建起了抽水站、加工厂等。
鹅公沱闸坝和电厂修建时期，正直大跃进高潮时期，全公社调集两千多男女人员，编成营、连、排、班，摆在河两岸，不分白天黑夜地苦干。石匠们的铁锤声，抬工的号子声，通宵达旦地响彻着。
此工程可能当时是重庆市比较大型的水电工程，市里很重视。市领导多次来视察，还多次派市文艺团体到工地慰问演出。
鹅公沱闸坝电厂修建时期，是永新政治上和对外形象的鼎盛时期，闸坝、电厂竣工发电那天，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辛易之亲自来为工程进行竣工剪彩，他是建国至今来过永新最大的官。峨嵋电影制片厂还派来摄制组拍摄纪录片，市歌舞团也来庆贺演出。还编了传唱清溪河的歌，歌名好象就叫：“清溪河”。
此时永新还没有公路，辛易之等市有关方面的领导在县领导的陪同下，乘坐汽船，从綦江入清溪河，沿河而上来到工地。为了他们的经过，当地政府对沿河两岸的障眼物进行了清除，工地河段两岸组织了成千上万的欢迎欢庆人群，场面非常热闹壮观。
永新从来没有拍过电影，看似真实的纪录片原来是这样拍的：
拍永新的猪多猪肥，是把食品站收的猪事先赶来关在一个大猪圈里，拍摄时把他们赶出来，就把这个镜头拍下来。上影时就是一群肥嘟嘟的猪。
拍永新的桐梅花果多，收成好，就把收来的桐子、梅子放在公社坝子里，用人刨过来刨过去，拍下来后就是满地的桐子、梅子，一个大丰收场景。
为了拍大跃进热火朝天的冲天干劲场面，叫石匠们一只手拿两颗钻子打石头、唱山歌。叫人双手各撑一根炮钎。打过石头的人和打过炮的人看了，一定是个笑话。
总的来说，鹅公沱等几个电厂建成发电后，永新地区有了电，农村也用上了电。电的使用，它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慢慢地开始转变。
五九年十月，根据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尔后又在农村搞“整风揭盖子”运动。这次主要是整干部了。当然，在解放以来各次运动中被定为地、富、反、坏、右的所谓“死老虎”，在各个运动中都是要陪杀场的。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被批判、处分和法办。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甄别平反一批，到一九七九年才全部平反纠正。明明“左”得不行，还怪下面“右”倾、保守，不知要胡闹到什么程度，上面才满意。
土改整地主，统购统销整富农、富裕中农，大鸣大放整提意见者，贫雇农好象没被整，是依靠力量，让他们轮流当干部。每个运动又整治一批干部，上个运动的积极份子当上了干部，又是下个运动的整治对象。
这种利用热锅炒豆的办法，使你必须不停的翻滚，不让谁有时间和胆量来对社会观察和评判，只有乖乖听话。这是一种让人们相互斗争、相互牵制，使人人都处在对立面的监视下，从而控制全局的策略，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使你“槽内无食，猪拱猪”。对统制手段来说，确是铁腕，就是苦了人民。
一九六零年生活就更恼火了，粮食配得更少了。我记得几天几天的每顿一人只分半碗菜。后来就不煮好分了，改成把配的一点点东西由伙食团长每天分到户，自己用碗或钵钵装好放在食堂的瓮锅里统一蒸，到下班吃饭时自己去端。有时食堂有点菜，有时也不分什么饭和菜，反正这天分什么就是什么，下半年吃红苕，每家都是用个竹笼子装上放在锅里蒸。
大伙食团办不下去了，后来又把食堂变小，把原来的大伙食团改为两个或多个小伙食团。因此伙食团时期又可分为大伙食团时期和小伙食团时期。
小伙食团人们分到的饭菜要均匀些，热烙些，冬天能吃到热菜热饭。再后来小伙食团都办不下去了，中央才出了个《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到一九六一年三月解散了公共食堂。
大跃进和公共食堂这段时间，完全是命令式的，奴隶式的。各级干部都有打人权、关人权、不给饭吃的权力。如叫你做什么，你不干或干不好，或有抵触情绪，都可能被关猪圈，不准吃饭，捆绑批斗等。
我记得我们食堂一个我们叫唐大娘的，几十岁了，还是很贫的贫雇农成份。不知是什么事没干好吗还是顶撞了哪个干部，就被关到食堂坝子边的猪圈屋里去了。
一个叫胡友才的，六十多岁了，刚解放时还当过村长，我们喊他胡二公。那天晚上加班叫他到半里路外的骑龙穴院子去挑东西到食堂，他说看不见路没去。第二天就把他的饭扣了，不给他吃。他正好和我家编在一桌，因他也当过干部，还敢不怕事，到吃饭时，他悄悄拿个碗来，在桌上的饭盆里舀了一碗，端起几口就吃了。也可能是吃的是分到桌上的饭，食堂的干部们没来管他。我们桌上的人今天中午就只有一个少吃点，七个人抬一个人，到也没什么。何况他也那么大岁数了，大家都没吱声。
现在搞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在那段时间，妇女不大生娃儿，说是下田干活凉了。
我们村在潘家庄的一间屋子里，用一个瓮锅，把锅里的水烧成蒸气，屋子四下密封，叫育龄妇女进去在里面蒸。不知道穿不穿衣服，有点象现在的桑拿浴烘了出汗的味道。不知有科学道理没有？我一个堂姐是村卫生员，在那里具体操作这个事，因我当时是十一二岁的娃儿，有时跑去玩，到懂不懂的。如生了娃儿，要奖励粮食。其实生育能力下降，我认为可能在于生活严重紧张有关。
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人们称为三年灾荒年（实际上是办伙食团的人灾）。我们永新要说活活饿死的倒不多，但因饿而病拖死的就普遍。饿和营养不足得肿病的就多。各地还专门办了肿病院，永新的肿病院就办在洞盘口粮站大院里。当时治疗肿病的主要药就是糠丸（米糠加点糖捏成的丸子）。如公共食堂还继续办下去，很多人都可能活不出来。在临近的江津、贵州听说活活饿死的就多了。真是：歹徒行凶一人死，帝王一错万骨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