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开学后，王一农与李贤镇一起到川南、东溪、和江津等地为学校募捐，以警备司令部的权势和办学的道义，强迫与自愿相结合。捐资大者，给以校董的头衔。先后弄到相当于现在七十多万元的法币，王一农从中抽出二十万元给綦江中学，十万元给了綦师。升平有个地主和尚叫僧隆道，吸食大烟，王一农以禁烟专员的身份将他抓来敲竹杠。罚他卖50石田租的地捐给学校，否则送押重庆枪毙，吓得他立即照办。事后，王一农给僧隆道一个董事头衔。所以当地流行一句歇后语：二老爷募捐……看你董事不懂事！
王一农兼任乡长，平心而论，也办了几件好事。一是自己出钱整修街道，撤凉亭，将土路改成整齐的石板街。并在上下街口修了两座石桥，沿河修了约200米石堤，又命各户居民在街道自家门前栽两盆鲜花。二是强制戒烟，将全乡“瘾民”抓来关在王家祠堂内，代管吃喝，直到戒掉为止。这恐怕是他当禁烟督察专员以来，唯一的一次禁毒行动。但奇怪的是，他禁止别人吸食鸦片，自己却染上了毒瘾，每天要注射两支吗啡针才过瘾。三是软拖上面来抽壮丁。县兵役科派员来抓壮丁，他就大咧咧地说：“你回去告诉你们科长，军政部兵役署长翁小斋是我的好朋友，就说我讲的，这回生平乡就免了。”有一次，县兵役科长亲自来督催，王一农就把他请进家里吃喝，打麻将故意输给这位科长800多元，然后说：“这回的壮丁款就抵除了。”弄得这位科长哭笑不得。有时逼得没法，就花钱买七、八个兵痞去抵数，叫他们开小差回来又去抵。这几个人竟成了“卖兵专业户”。据王一农本人讲，他先后就使全乡少抓400人当壮丁，也就是使400多户农户免除了家破人亡的灾难。四是反对驻军骚扰。一次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窜到木瓜溪抢军粮，王一农闻讯大怒，以警备司令部军警督察处长的身份，命令乡巡查队（配有30支手枪和冲锋枪）将这一连只拿麻布口袋和少量武器的正规军赶走。后来王一农获得县政府授予的“模范乡长”称号。
抗日战争后期，为了便于在县城活动，王一农辞去乡长职务，改任县参议员。对于渝南中学内的共产党员活动，他只有感觉而不知其详，又吸取文成中学两次抓人的教训，利用关系注意綦江特务机构的动向。一听到要在渝南中学抓人的消息，他就赶回升平，毫不声张，独自一人在校园假装散步，碰见教师就自言自语地说：“听说稽查处要到学校抓共产党哩！哪有这么多共产党啊？”或者在晚上请几个教师吃饭打牌，将消息透露出去。这一手真绝，既避免了与共产党通风报信之嫌，客观上使学校地下党负责人立即决策，将暴露的党员撤走，让特务扑空。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听说特务要抓学校的陶青善老师，便立即写信派人连夜到校通知陶老师。陶闻讯后在寝室内布置成正在睡觉的假象，从窗户逃走。第二天中午待特务赶到，撞开门进去一看，被子底下仅是一个木箱子。只要在学校内没有抓到共产党，王一农就好在军政首脑面前交待。
一次，他在县城内同綦江县银行负责人吴尧阶、周绍溪和陈希龄等聚会，就县银行面临破产问题进行商谈。正好桥河机械厂（现齿轮厂前身）派厂警用手枪逼着董事长吴尧阶提款，王一农大怒，给厂警狠狠一耳光，大骂：“提款就提款，拿手枪比起干啥？又不是土匪，明天来拿，老子包了。”王一农果然筹款给了机械厂。吴尧阶等趁机将县银行交给王来办，由王一农当董事长兼经理。他又将姚素蓉接进县银行安家。县长见王一农颇有经济实力，又任命他当经收处（类似粮食局）主任和税捐处（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和财政局）处长。王一农又把势力伸向帮会，成了“一步登天”的綦江袍哥义字号总舵爷。又到重庆花600大洋，拜全国青帮头子第二十代祖师爷张树森为徒，一变而成为县青帮辈分最高的头子，先后有一万多人拜在他或他的徒子徒孙门下。后又买一辆美式吉普车，由保镖跟随到处闯荡。这一来，王一农成了綦江集军、政、财、学、帮于一身的显赫人物。
在政治上，他支持的是綦江国民党，与青年党对立。他利用帮会势力，在县参议会帮国民党人士竞选参议长。一九四七年，吴举宜竞选国大代表，王一农包升平乡全票选吴。后来吴举宜开玩笑地对王一农说：“你包的升平乡还是少了一票。”王一农说：“我查了，是一个青年党员投了刘华一票。”对于共产党，只要是他熟悉的朋友，还是尽力加以袒护。一次他在汽车站碰见风尘仆仆坐吉普车从重庆赶来的军统特务叶本寿（古南镇人，解放后自首），王一农问他忙啥？叶本寿偷偷告诉他：“来抓你们银行副经理陈希龄，他是共产党。”王一农说：“他在县银行，昨晚熬夜打牌，还未起床，跑不了，来喝杯酒再去抓。”叶本寿见王一农降尊以就，就高高兴兴同王在天津馆吃喝，待酒醉饭饱，叶本寿去抓人时，陈希龄早已溜之大吉。原来是王一农陪叶本寿吃喝时，已经暗叫保镖通知陈希龄：“五分钟内离开县城。”
王一农担任这么多要职、肥缺，自称在县里从不贪污，连薪金也不领取，甚至倒贴开支。但他大肆挥霍的钱才从何而来？完全是从黑道生意上刮取的。他一九二八年从宜昌开始，几乎未断绝过大烟生意。
一九四四年春，贵州烟贩子张某某，运几百斤烟土路过綦江，被警备司令部抓获，张轸下令枪毙。张的兄弟伙找綦江义字号总老大王一农求情，王一农请求张司令放人。张轸说：“你何不早讲，已下令枪毙了，你才来求情，我无法收回成命，自己想办法去。”好个“自己想办法去。”王一农心领神会，携款找关押犯人的营长，那位营长连称“不敢放，不敢放。”王一农说：“张司令那头我负责，下头你睁个眼闭个眼就行了。”王一农连夜布置帮会徒弟，在监狱外墙上挖一个洞，放张逃跑。后来张派人邀请王一农去贵州耍，专门成立接待办公室接待，以感谢救命之恩。王一农到达遵义时，张某某亲自到城郊迎接，给王披红戴花，沿街几里，鞭炮不断，招摇过市。从此王大爷之名在贵州帮会和黑道上，无人不晓。
王一农趁机大作鸦片生意，从贵阳到綦江沿途畅通无阻，哪怕带个口信，就会有成百上千斤鸦片从贵州给他运来。川黔公路上，唯有巴县一品场检查站，软硬不吃，无法通过。王就将大烟用汽车运到北渡场，用几只小渔船运到升平，再转到两只大船内，上面装堆上“碗柴”，运到黄沙溪，天黑后就用人挑经佛图关到达市中区出售。然后将黑钱折换成大洋和金条，存入地下钱庄。很长时间内从遵义－－－－綦江－－－－升平－－－－黄沙溪－－－－市中区，成了王一农贩运大烟的黑道。后来，他用五十根金条，终于敲开了一品场检查站大门，疏通了川黔道，省去了不少麻烦。
川黔黑货畅通，王一农还嫌不够，又将黑手伸向云南。一九四七年他带巨款飞赴昆明，献上珍贵礼品，去拜访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中将。何绍周见到这位多年不见的老牌友，十分高兴，酒醉饭饱，八圈方城之战后，何绍周当即下令各路官兵团长到昆明，举行舞会为王一农洗尘。在宴会上，何绍周宣布：“我这位老朋友要在云南做生意，望各位团长，看在何某面上高抬贵手。”这位何应钦的公子，真是一言九鼎，王一农买了五吨“南土”，用美国十轮军用大卡车装运，自己坐美式吉普车开道，浩浩荡荡从滇西北到泸州。每到官兵团以上驻地，他先只身拜访团长，将钻石戒子和纯金首饰作为“礼品”，送给团长夫人，然后卡车顺利通过，团长还亲自打电话，沿途放行，直达重庆。
王一农在西南地区，除了西康刘文辉辖区他未去过外，他的黑货生意走遍云、贵、川三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南大毒枭。据本人称，他贩毒赚来的黑钱，约值现在人民币八亿之巨。
对于王一农的行径，国民党当局，特别是搞情报闻名于世的军统，难道一点也不知情？不是的，当时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军统头头们，早在王一农用五十根金条敲开一品场的大门时，就暗中注视着这个西南大毒枭。不过，一来他们忙于搜捕共产党，二来期待把王一农喂得更肥。直到一九四八年初，军统的头目们明白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已是迟早的问题，才回头来捞钱。一九四八年春，他们派精明能干的小头目熊其翔，到綦江特种汇报委员会任秘书，以抓共产党为名，行监督王一农之实。特委会设在中山路小学内，与隐蔽在小学内的地下党县委联络点“共处”一屋。熊其翔咬牙切齿地“抓到共产党千刀万剐”不离口，暗中则打算如何吞下王一农这块肥肉。
熊其翔主动找王一农结拜兄弟，王一农大喜过望，心想我这个王大爷，在党、政、军、财、帮会各界都吃得开，唯独令人敬畏的军统头目没有结交过，这一来就会无任何防碍地做黑道生意。在王一农为兄，熊为弟的结拜仪式上，他送给熊的老婆相当于2000大洋的礼金，并说：“小意思，买几件衣服穿穿，有什么困难，开口就是。”熊则大哥前大哥后，把王恭维得舒舒服服，视熊为心腹。熊借此又结交了王一农作黑货生意的心腹，并逐个许以重金，暗中收买，以致熊对其鸦片生意，来来往往，了如指掌。只有王一农及其家人，被蒙在鼓里。
一九四八年冬，眼看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重庆军统当局才下令，在市中区扬子江舞厅将王一农逮捕。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关了一夜，因为他不是政治犯，第二天转送巴县衙门监狱，并扬言要枪毙他这个大烟毒贩。王一农在监狱中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是哪路神仙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后打听到是杀人如麻的军统时，吓出一身冷汗，急忙通知熊其翔这个结拜兄弟前来救驾，熊早就装扮成“土匪拉肥猪”似的说客，等待王一农的召唤，前去探监，假意为结拜大哥深遭大难而失声悲痛，并表示就是失去身家性命，也要营救大哥出狱，使王一农心中稍安。其实重庆军统当局并不要王一农的命，只不过是重演一遍当年他对僧隆道敲竹杠的戏罢了，毫不客气地将他地下钱庄的毒款挤干净，最后连他爱妻的二十多两黄金首饰也献出来，才把他放了。出狱时，他颇有阿q风度的表示：“不出半年，我照样会把钱找回来。”回到綦江，这位久跑江湖的王大爷，始终未弄明白是怎样翻的船？还千恩万谢地感激拜把兄弟熊其翔的救命之恩。
一九四九年春节，已经四十二岁的王一农，回到家乡升平同父母妻小团聚。但他欢乐不起来，一心思谋如何恢复他的毒品王国，改变已经破产的困境，无赖局势已非，只有叹气而已。突然飞来一喜讯：重庆市长杨森召见。
原来，杨森为了与人民解放军顽抗，经蒋介石同意，打算组建一个兵团的部队，重温他那个老军阀割据一方的旧梦。杨森在他的客厅里，当面任命王一农为陆军第四师少将师长，但是装备经费要他垫支，兵员自己招收，说穿了是一名光杆师长。嗅觉灵敏的重庆军统特务们，出于反共的需要，以伪国防部的名义任命他为其直属交通警察第五总队少将总队长，并答应给一部分美式武器。这时的王一农成了杨森和军统相互争夺的人物，但目的都是一样，利用他的残余势力来反共。军统毕竟是军统，它的手法比杨森高明一些，诱使王一农接受了少将总队长的职务。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解放军解放南京的隆隆炮声中，王一农亮出了组建交警五总队招收“交通警察”的招牌，他以“维持川黔交通安全”和“不上前线打仗”为诱饵，欺骗一些帮会门徒和无知农民前来参加。在十月正式拉起了四个大队、十八个中队共三千多人的反共队伍。这时，军统局给王一农运来了100多支美国造卡宾枪和汤姆式冲锋枪，外加二十挺机枪，但王一农还未穿上少将制服，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一农将身穿五花八门衣服的三个大队二千多人的队伍，匆匆忙忙拉到升平乡，在渝南中学操场上正式宣告国防部交警第五总队开张，他还泪流满面地告诉大家，他的兄弟王在国捐躯（实际是在裴昌会部起义），要兄弟们为王在国报仇。当晚，他与溃败来的宋希廉兵团残部汇合，在欢迎宋司令的宴会上，宋答应与王的队伍一起向江津、泸州方向逃跑。但第二天一早起来，宋希廉在半夜已率部向川黔交界的山区方向走了。（大概是宋部有电台，消息灵通，选一条不易被俘的小道溜走）王一农见势不妙，这位自称“岩鹰不打窝下食”的二老爷，也顾不了那么多，下令抢走家乡农民的被子等物，沿綦河、江津、白沙、永川方向狂逃，于十一月三十日到达自贡驻下。十二月三日，在自贡街头碰见原綦江县银行经理周绍溪（20年代脱党的共产党员），他乡遇故友，分外高兴。周绍溪直截了当，要王一农起义投降。王一农已走投无路，只好如此。当面约定，由周联络解放军代表，王安排投降事宜。这时，王一农江湖义气又冒了出来，心想还有一个兰青云大队在綦江未拖出来，他要把这个大队调来一起投诚，不能丢下兄弟伙不管，于是他将官防、印信、军饷和粮卡，交给书记官等，要他们代表总队长投诚，转交给解放军代表，然后带一名警卫员匆匆赶回綦江，得知这个大队已经溃散，他那个青帮弟子兰青云去向不明。
这时，他只好到他的好友，地下党员陈希龄处报到。陈自作主张要他到刚成立的县自助委员会工作，回升平乡征粮，支援进军中的解放军。至于自贡方面，他的交警五总队，的确按照王一农的意思向解放军自动放下武器，有的资遣回乡，有的参加了解放军，有的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至于王一农本人，由于未能在投诚书上签字，没有按自动放下武器人员对待。
一九五零年三月，川东行署公安厅命令将各县地方反动势力头子，送各专区公安处管训，以防他们组织土匪暴乱。綦江报送王一农、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孟加和青年党中委张树熙三人到壁山公安处。同年夏天，三人被川东区高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长期徒刑，送新疆农二师二十五团石河子农场劳改，其中王一农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在王劳改期间，县里曾两次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将他改判死刑，但均以“无新的罪行材料”为由，予以驳回。
一九八零年秋，王一农以刑满留场就业退休工人身份，回到了他阔别三十年的家乡，令人感叹的是，年过七十的原配妻子张淑华，仍不念旧恶，实现了她那苦守五十四年的夫妻团圆梦！一九八一年，县里安排他担任了县政协委员，王一农又成了政治人物，开始了又一段新生活。
当年永新有很多青年人参加了王一农的“交警队”，我们村都有好几个。他们都是在自贡向解放军投降后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