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农（资料摘于《綦江文史资料》中王帮灿所写＜王一农其人其事＞）生于一九零八年，永新升平乡人。是永新、升平近代一个很有名气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
王一农的父亲王绍泉，从祖宗手头接下来的只有八斗租的田土和几间破草房，拼死拼活干也养不活全家五口人，只好在升平场上租一间房来开茶酒馆谋生。王绍泉本着“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古训，尽管生活艰辛，仍送大儿王在中、二儿王在华进了私塾读书。但赶场天必须提篼篼卖瓜子花生，可以说是最早的“以商助文”。还给三个儿子另取了当时颇具新潮的名字：一中、一农、一工。王绍泉给儿子们取名字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在二十年代大革命高潮时期，地处川黔交界山区的綦江县在全省最先建起了共产党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动，被统治四川的军阀刘湘列为“赤化区”。王绍泉则被推选为升平乡农民协会会长。一九二六年，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王绍泉等组织附近几个乡的农民一万多人，集中升平场，进行了一次浩浩荡荡的“五一”反封建反军阀大示威游行，轰动了全县。
一九二六年，年满十八岁的王一农，与张淑华结婚近三天，便被送到江津当学徒做生意。一年以后被介绍到重庆过街楼民生福钱庄打杂，帮綦江盐商办“渝票”，将现洋汇往自贡盐厂，从中收点手续费过活。晚上住在钱庄当义务看守。他干了近一年，眼见钱庄白花花的大洋像流水一样进出，花了眼睛，萌生歹意，由夜间防盗者变成盗窃者，犯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罪过。他在晚上趁无人之际，偷了钱庄一张汇票，勾搭上贵州来的妓女李淑华，在校场口兑成5000元现洋，一同乘轮船逃到宜昌，在汪家巷佃房同居。一年后生下他唯一的儿子王邦共，三口人到也逍遥自在。
在宜昌，与王一农同院住着川军二十六师郭汝栋部的一位连长，叫李座均，见王年轻英俊又无所事事，就介绍他考上了宜昌警备司令部文书上士，这是一九二九年秋的事。后来他又通过李连长结识了川北刘湘部独立二旅旅长兼宜昌警备司令葛子玉。交往中，王一农使出了巴结上司的手段，不久便提升为宜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上尉三等书记官。
当上了军法处书记官，王一农胆子越来越大，利用检查川江来往轮船的机会，结交一些船兵和大副，开始做起鸦片和枪支生意。他从宜昌买鸦片藏在轮船上，运到上海销售；又从上海买手枪到重庆出卖，两头赚钱。为了便于他做黑道生意，又在宜昌参加红帮，在上海宴请过闻名全国的帮会头目杜月笙、黄金荣等。他从此开始了贩毒生涯。
此后不久，刘湘被任命为长江上游“剿匪”总司令，驻扎宜昌，将宜昌警备司令部改组为“剿匪”总司令部。王一农随之成为总司令部军法处的书记官。有一次他参与了对一个叫王近山的共产党员的审讯，不久王近山越狱逃跑。第二天，他同一个稽查处的便衣，在街上面对面碰见了化了妆的王近山，那个便衣稽查要把王近山抓起来。王一农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吧，他和我们一样都是为民众办事的，早不见晚见。”放走了王近山后，当然少不了请这位稽查吃喝一顿。这恐怕是王一农一生中做的第一件好事。重庆刚解放，王一农就认出当时任川东军区司令员的王近山将军，就是他放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但他没有勇气去见他。
一九三零年秋，长江上游“剿总”撤销，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善后督办，王一农与相依几年的李淑华分手，回到重庆任督办署军法处上尉一等书记官。这时，王一农一心想发财。为了便于继续做黑道生意，他又同人合伙办了一个“致远轮船公司”，同时，又大肆贪污。当时四川军阀继续混战，各方伤亡惨重。督办公署军法处负责监督刘湘二十一军阵亡官兵“血偿”的发放，也就是审核抚恤费，凡阵亡一名排长发400元大洋，连长500元……。王一农就拉拢军法处两名军官和经理处一名军官，组成贪污集团，从各师报来假阵亡“血偿”中，硬吃百分之四十的回扣。王一农先后从中分得赃款十多万大洋。有一次，六师长范绍增（即范傻儿）信手开列一长串“阵亡”名单，要王一农帮他领一万多元的“血偿”，王一农领到手后一人独吞。范傻儿追问时，王一农笑嘻嘻地说道：“你范师长还会少这点钱用，就算送给兄弟们打几圈麻将。”范傻儿竟然哈哈一笑便了之。
王一农所攫取的钱财，不少用在*和赌博上，后来竟染上严重的花柳病，虽然医好，但断绝了生育。他善于用打麻将结交朋友，原黔军占据重庆时任警备司令的吴厚安，成了他知心的牌友。通过吴公馆的牌桌，又结交了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老师窦介之，何的儿子何绍周。这在旧社会谓之“烧冷灶”。
一九三四年四川督办公署撤消，刘湘就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长，王一农又随之迁到成都继任绥靖公署军法处书记官。不久他同经理处的林俊文合伙办了一个“成都大戏院”和一个舞厅，把著名川剧班子“三庆会”拉来成都大戏院演出。他开戏院舞厅不图赚钱，只是“操码头”。一天换几套西装，手挽着漂亮的妓女，进出各种社交场所，在成都他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王二少爷”。后来，他看中了成都女子中学学生姚素蓉。经过他一年多苦苦追求和大把花钱，终于把漂亮的姚素蓉弄到手，成了他的二房夫人。从此，他杜绝了*行径。
正当他带着娇妻，出入舞厅戏院，春风得意之时，东窗事发，他贪污“血偿”之事被刘湘发觉，严令追究。他得到消息后，立即只身逃到重庆，又逃到万县，找刘部师长，万县警备司令刘绪清，求其向刘湘疏通。后又潜回成都，找其好友刘部情报处长冷开泰，花钱说情，才得到一个“撤职不究”的处分了事。
当王一农带着姚素蓉回到重庆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他独资办了一个“大华木器厂”，花了一千多元大洋，买了一件海虎绒皮大衣，送给铜元局兵工厂厂长，专为兵工厂做子弹和炮弹箱子。大华木器厂的具体事宜，由其父兄在升平场等地招收三、四百工人，就地生产。后来，他又通过牌友吴厚安、窦介之的关系做了官。窦以何应钦的名义，推荐其出任财政部禁烟督察处川康分处督察专员。他名义上是禁烟专员，实际是贩烟专员，集禁毒与贩毒于一身。这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大怪相。
一九四零年夏，由于日本飞机轰炸，王一农浪迹江湖十三年后，第一次带着姚素蓉衣锦还乡，这在小小的升平场是一个大的轰动。动乱首先从他家庭内部爆发，王一农回家后拒绝与原配夫人认亲。生性纯朴的张淑华，面对结婚三天就分离，苦守十三年后的负心丈夫，忍不住大哭，大骂王一农和姚素蓉。王一农自知理亏，只好由她哭骂。最后由父母出面裁定，张淑华留在王家侍奉二老终身，二人婚姻处于不明不白之中。张淑华实际成了王家不花钱雇的保姆。
这时，在重庆文城中学读书的三弟王在国回家讲述：学校因日机轰炸，不好招生，打算停办，不如将学校迁到升平场。王一农找乡长王秋谭商议，为了让家乡子女就近读书，同意在升平办文城中学。董事长仍由重庆商会会长温少鹤兼任，刘洵继任校长，王一农为副董事长，负实际责任。以万寿宫庙宇作校舍，当年秋季开学，招生三个班一百多人。学校办得不错，在全县颇有名气，作文和篮球比赛，都获得冠军。
学校有个叫王范的老师，教学生唱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引起反动教师霍于康等人的惊恐，要抓王范到重庆稽查处，吓得王范躲进王一农家。王一农送他路费和西装，让其连夜逃走。一九四一年上期，学校教师钱正、李云凤和夏理云又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并介绍延安情况，号召学生到延安去，又被霍于康等人告密，由重庆卫戍总部所属渝南警备司令部将钱正等三人逮捕，当众毒打后送綦江关押。
连续两次“共产党”事件，惊动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派督察长王钰来文成中学调查，王一农也成了涉嫌对象。他将王钰迎进家中以酒肉和麻将招待三天。但王钰并不领情，以去綦江同军政首长见面以后好办事为由，非要王一农同去綦江，实际是将他引诱到綦江扣押。王一农心想，反正自己不是共产党，走就走。刚到渝南警备司令部门口（即现中医院），碰到已升任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李贤镇这个老朋友，李惊喜地拉着王一农寒暄。王一农对李贤镇说：“王督察长说我是共产党，拉我来警备司令部”。李镇贤一听哈哈大笑：“你是啥共产党哟！走，我们一同去见张司令。”李贤镇对六十六军中将军长兼警备司令张轸（解放战争中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南省主席，后起义）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大少爷，有钱又义气，他是啥共产党！赌钱嫖女人倒有本事。”张轸听了李贤镇的介绍，就当着王钰的面，开释了王一农。王一农一不做二不休，对张轸说：“报告张司令，不但我不是共产党，原先抓的三个老师也不是共产党，请一并把他们放了。”张轸竟然应允，将钱正等三人释放。
事后由李贤镇做东，请王一农吃饭打牌。牌桌上王钰问王一农：“老弟，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办中学，又胆识过人。”王一农哈哈大笑：“我不是叫一农吗，读过扁担大学，担粪挖土还得行哩！又读过英国牛津大学，抓筋扯筋的事还可以。”
为何李贤镇如此信任王一农？李原是他在重庆吴厚安家牌桌上结交的老朋友。当时李任重庆卫戍总部副官处上校副官。后来李贤镇要到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王一农和吴厚安设宴为李饯行，少不了请妓女作陪打麻将。八圈下来，王一农输给李三千多元大洋，差两千元未付清。待李贤镇赶到遵义市陆大报到时，传达室通知他，有人给他汇来两千元。李贤镇接过汇单一看是王一农汇来的，当时兴奋地伸出大拇指说：“对红心，够朋友！”
王一农在文成中学事件中，可算是因祸得福。以此为转机，又结交了一些綦城军政首脑人物。他又用打假牌输大钱的手段，除张轸、李贤镇外，又和九十三军中将军长陈牧农、十六补训处（训练新兵）少将处长周振强和县长杨卓勋等成了牌桌上的好友，整天吃喝玩乐。
在一次牌桌上，王一农感叹文成中学两次出事，怕办不下去了。张轸也感叹到这个文武冠军（作文、篮球）中学停了可惜。王一农趁机邀请张司令和杨县长到升平视察。他们到达升平时，王一农叫师生们在綦河边以鞭炮鼓号相迎，还高呼张司令“劳苦功高”之类的口号。在欢迎宴会上，张、杨均表示只要把校舍加以改建，还可以继续办，但要改个名字。杨卓勋示意王请张司令改。张轸不加思索地以渝南警备司令身份改名渝南中学。王一农连声称好，并乘机请张轸任董事长。这一拍马术，使得张十分高兴地应允。当场决定：渝南警备区内江津、南川和綦江三县县长为副董事长。李贤镇、王一农为常务董事。张轸负责聘校长，并派六十六军一个工兵营来修建运动场。王一农负责筹集资金修校舍。杨卓勋为了表示支持办学，任命王一农兼任升平乡长。原乡长改任副乡长。张轸见杨卓勋这一着妙，一高兴就任命王一农为渝南警备司令部军警督察处长，兼江津、綦江、桐梓、习水四县联防指挥部副主任。这些官衔都是为了便于筹集资金。
王一农不负众望，首先将王氏宗祠产业，捐出一百多亩掉换校地，条件是王姓子女入学免费。又以乡长权力下令各保砍树和出民工，修建校舍。在工兵营的配合下，几个月的时间，就修了一幢八间教室的教学楼、三间独立教室，一批教师宿舍和校长公馆，一个足球场和四个篮球场等。学校背靠群山，面临绿色的綦河，成了一所环境幽美的学校。
张轸聘请他的好友李世璋为校长。李系江西人，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早期共产党员，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的“四行总监督”。（解放后长期担任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一九八八年去世前，恢复了中共党籍）。中共中央南方局得悉李世璋出任渝南中学校长时，正值皖南事变后的困难时期，遂通过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李推荐二十多位地下党骨干到校隐蔽，担任教员。后来广东东江游击纵队也撤退十多名骨干到校担任教员或读书。这些，张轸和王一农并不知情。他们想改变文成中学“闹共产党”的形象，才改建成渝南中学，谁知竟然成了比原来更甚的隐蔽共产党骨干和宣传进步抗日的据点。
借助董事长和校长两块招牌，一九四一年秋季招生，临近三县、贵州、重庆市区甚至川北的一些学生，远道来校读书。共招收初中八个班，高中三个班，学生400多名，成了全县的最高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