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易术中的心理治疗
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周易》一系的儒家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早在《周易》与《黄帝内经》成书之前，医术与卜巫就是原始宗教用来除病消灾，避凶祈福的重要手段，原始巫术中就包含着医术。医与巫在上古之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共存并称的，称为“巫医”，大约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分开。所以，成书在西周前期的《周易》，主要是占巫活动的记载，成书与汉代的《黄帝内经》则是巫医分开后，医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但是从战国时期的《易传》之后，《易》由占巫转变成了哲学，其中“阴阳”、“太极”、“道”、“神”、“术”等范畴及思维方法，对《黄帝内经》成书产生了很大作用。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所说，《易传》为孔子所作，但是到宋代的儒生，如欧阳修，就怀疑非孔子所作。不论是否为孔子“韦编三绝”，历代儒家一直将《易》奉为经典。
《周易》的原理、思想以及范畴（如太极、阴阳、乾坤、理、气、道、象、术），在汉代及其后，不仅对儒家，而且对道家，甚至佛家，不仅对哲学思想，而且对科学技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周易》与中医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以至于古代医家有“医易同源”“医易会同”一说。远古至今，医易融会贯通，盛名天下的名医大家，数不胜数，如：隋唐的杨上善，唐朝孙思邈、王冰，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明清时期的张介宾等等都是儒医大家。正是这些熟读四书五经，又精通《黄帝内经》的儒医大家们，融会贯通了儒学与医学，充实了中医的理论，发展了中医药学。例如《礼记？礼运》中把人们的情感变化分为七个类型，“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勿学而能”。但是这种情绪的表述，在中医上就发展得更准确了，儒医把它改为“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更贴近我们的生理心理现象了。为什么这样改呢？《礼记》中的七情，有些是正常的生理活动，并不足以导致疾病，而医学中的这七情，如果在突发、剧烈或者持久存在的情况下，就可以导致情志异常，导致肌体气机紊乱，气血阴阳失调，进而引起肌体的病变，所以就叫做“七情内伤”。
儒医不但发现了七情可以内伤到脏腑，而且在医疗实践中，创造了治疗七情内伤的“以情治情”的心理疗法。也就是利用儒、医、易的理论进行的心理暗示疗法。
这里我举一个金元名医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七《不寐》中以情治情的医案，来看早期心理学在儒医中的应用。
这是张从正（又名戴人），治疗一个富裕人家的妇女失眠症的故事。这个妇人不能睡觉已经两年了，吃什么药都不见效，也就没有医生可以治疗她的失眠了。后来，她的丈夫求到了张从正。张从正给她诊脉后说，两手都是缓脉，缓脉是表示脾这个脏器受邪，脾主思，她是因为思虑过度困住脾气所致的失眠。于是，他就和其丈夫商量：要想办法让她发怒。什么办法呢？他丈夫当着妻子的面给了张从正很多的诊费，然后，留张从正在家里酒肉招待了好几天，再然后，张从正没开一张处方就拿钱走人了！这可把妇人气坏了，大怒起来，以至于脾气发的汗都出来了。当夜，妇人就困得倒床而眠，这一觉连睡了八九天都不醒。然后，胃口开了，能吃饭了，脉也就正常了。张从正总结说：这是因为胆气虚了，胆为木，脾为土，胆虚木不能克土，我激怒她，就激动了她的胆气，胆气重新克伐脾土，脾从思困中得以解脱，这就是“怒胜思”啊！
在清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中也有一个以情治情的医案。
这是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案例。说的是明末，在高邮有一个被称为神医的人，叫袁体庵。他治疗一个乡试中了举子的年轻人，这个人因为中举子而高兴得发了狂，一直笑个不停，吃什么药也止不住“笑”。求医到了袁体庵的门下。袁体庵诊脉后大惊失色地说：你的病已经没有办法治了。你的命不过数旬了（一旬10天），你赶快回家去吧，恐怕迟了，连家人也见不到了！如果你路过镇江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何医生，再求他为你治病吧。同时袁体庵还让他带一封信给何医生。这个举子一听，吓坏了，性命要紧，立刻启程回家。奔至镇江后，他发现自己不再笑个不停了。咦？其病如失！他找到何医生，把信交给他，何医生让他自己看看这封信，信上说这位先生是因为中了举子，喜极而发狂的。大喜可以使人的心脉扩张，而不复合，中医认为“笑”为心之声，心脉不合，“笑”不能止。这种病用药是治不好的，所以我只能用危险和痛苦的情绪来调整他狂喜的心情，故而我用“死”来恐吓他，让他产生忧愁抑郁，在忧愁抑郁的心情下，他的心窍就能够闭合了，带着这种情绪，我想他走到镇江时，这个病就应该好啦！举子看了这封信，面向北方再三而拜。啊！袁体庵真是神医啊！
儒、医、易学结合在心理治疗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非常广泛，这里不过是说一漏万。抛砖引玉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实这句话：世界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是中国。
◎道教修心之法（1）
与儒家始终并存的学派是道家。
“道家”之称始见于西汉前期太史公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一文。乃指春秋末年老子创立的以“道”为世界本原的学说、学派，包括其后继任者庄周、黄老学者及其思想。道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不亚于儒家。西汉中期后，儒术独尊，道家在野，但历代仍有不少包括儒生、佛家在内的其他学者汲取道家思想，融会贯通在自己的学派中，所以道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在道家形成发展之时，正是中医药学产生之日，由于二者在思想理论和追求目标等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故它们势必相互吸收，相互为用。特别是对于生命观的认同上，和养护生命、延年益寿的方法上，还有对于药物的制作加工等方面，中医学和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道家的生命观，来自老子的生命观。而“什么是生命的本原”这一问题，不仅医家需要解决，哲学家、科学家，乃至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思考和关注，而道家明确地提出“生命原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可以为天下母”的道，在运动中产生了“一”，即混沌状态的气，一气又化为阴、阳二气，阳气轻清，上升为天，阴气重浊，下降为地。阴、地与阳、天二气相冲产生“三”，三就指的是“和气”。由和气产生了世间万物及人，故称“三生万物”。道家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归根到底，道产生天地万物及人，人是天地万物中的一物，就应该效法天地和道，而这一系列的产生和效法行为，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道教的宇宙演化模式和生命本原论，认定人及天地万物是自然运动的产物，排除了上帝、天命、鬼神在其中的支配作用，是当时的先进文化的代表，是人类思想上的一大进步，所以当时的医学科学，也认可把“道”看作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把“气”视为世界万物及人的生命的本原，从而成功地建立了中医的阴阳学说和气机学说，老子的生命本原论对医学的影响肯定是积极的，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