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以后，西方人在宗教的高压下进入了精神文明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期间在原创性和社会性上称得上大家的人物几乎没有。一部《圣经》净化和统一了文人的脑袋。这一时期伟大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之流几乎失去传承、无影无踪。
秦帝国建立大中国以后，东方文人在皇权的高压下也逐渐进入了漫无边际的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与西方不同是，皇权黑暗比宗教黑暗更难以打破，皇权对文人的洗脑比宗教对人的洗脑来得更实际和彻底。这期间除了汉初的王充《论衡》在原创和社会性上还算得上空谷足音以外，其他的文人最普遍的理想就是才华卖与帝王家，先帝王之忧而忧，后帝王之乐而乐，士为帝王知己者死。不管是天才李白，还是才华横溢的苏东坡；不管是勤奋的司马迁，还是癫狂的魏晋文人，概莫如此。直到清末民初，二千年过去，中国的顶级文人们在知识的原创性、智慧的社会化上都非常苍白无力，反而多表现为悲凉孤独的个人化表达。老外顾彬先生的“文人胆小”成了二千年中国文人的基本精神模型，文人无行之说由此而生。学问卖与帝王家成了文人的普遍价值观。生死表达依附于皇权的文人们大多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一心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们居然没有一人真正成为皇权的制造者和当权者，反而让一些地痞、流氓、武夫等文人们根本看不上眼的家伙走马灯式地成为皇帝，而文人们则成为这些皇帝的忠实服务员。在中国漫长的二千年中世纪中，中国文人饱受皇权的羞辱却前赴后继地忠实服务卖身投靠，靠不上的文人偶尔发点牢骚，却始终未见有原创性和社会性的大师再现。
有趣的是，连中国文学的四大名著也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文人和皇权的关系就像孙悟空和唐僧、诸葛亮和刘备、吴用和宋江的关系。《红楼梦》则更彻底地表现了文人在皇权阴影下只能女性或阴性化地无奈和无聊，真让人嘘唏！
四、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的东西方文人
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开始了新一轮更灿烂的大师级文人批量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培根高喊出：“知识就是力量”，成为这一过程中文人朝气蓬勃成长的标注。科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大师们纷纷出笼，除了产生了一大批人类至今奉若神明的经典名著外，西方文人还诱发、领导、策划并参与了世界上三次划时代的大革命：即平民共和的法国大革命、精英联邦的美国革命和无产阶级一党独裁专政的苏联革命。此外，一些另类的文人则创造出蒸汽机、电、电灯、电报、电视、电影、火车、飞机、坚船利炮，掀起全球工商业和资产主义化浪潮。
文艺复兴五百年来的西方人类文明史确实证明了培根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
而中国的顶级文人除了个人化的美丽抒情忧怨外（典型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另类顶级的匠人则始终升不成文化知识分子而只能为皇帝服务（典型如造纸大师蔡伦和航海大师郑和）。我们在中国文人身上看到的是：知识就是软弱抒情和牢骚。直到清末明初，由西方吹来启蒙之风，我们才开始看到中国文人由为皇权服务转为与皇权做斗争，甚至设计新的国家模式。中国文人的腰板开始有点直了起来。
这期间我们看到辛勤求索的康有为、梁启超、孔武有力的知识青年黄兴、秋瑾，慷慨激越的陈天华、陈独秀、宪政救国的宋教仁、全盘西化的谦谦君子胡适、海纳百川的教育家蔡元培、四处树敌的批评大师鲁迅，不断创造的青年郭沫若、精神生活卡通化的大众娱乐大师金庸……
但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国初年的文人们中，涌现出了一批中国历史上有胆识、有脊梁的文化人：
章太炎大骂袁世凯；邹容主动自首投监并死在狱中；翰林蔡元培不仅编报革命还学习制造炸弹参加暗杀团；谭嗣同参与政变面临砍头大呼快哉；留学生陶成章不仅想手刃慈禧，还异想天开地准备在北京开妓院以毒杀满清贵族，而这个超级恐怖分子文人，其目的居然是实践共和政体；热血文人青年陈天华大书《革命军》并投海明志；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女文人秋瑾也慷慨赴死；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的文人将军蔡锷不恋皇权而以弱兵向皇权宣战；而梁启超、邵飘萍、陈独秀、胡适、储安平等人则用一支笔开创了中国文人真正指点江山、有点理想和骨气地表达的新闻春天；而推崇人格人本的张奚若先生不仅敢当面批评蒋介石，也在五七年当面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胡适也明言皇权：“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那真是群星初闪的年代！
也许是皇权黑暗太长，也许是西方的风太新而不适合东方文人的土壤。虽然，这期间的中国顶级文人们只要专注，都注定成为那个领域的开先河者。但是在战乱和传统皇权政治阴影下的中国文人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得有力量。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依然听到文人的典型柏杨老先生痛斥中国的酱缸文化。我们看到的依然是没几个文人有真诚的信仰，依然还是那么软弱和悲凉。到今天，我们似乎还只能无力无奈无聊地感叹：
知识没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