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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当文人追随上帝(1 / 2)

耶稣与秦皇

二千多年以前,西方和东方分别发生了两件改变人类文明史的大事。

在西方的耶路撒冷,经过古希腊罗马的繁荣、战争和文人辈出,一个普通犹太人木匠因为传教并自称上帝的受难被人们修饰成耶稣受难,进一步再改编成人类空前绝后的畅销书――《圣经》,从而结束了更为故事性受难的伟人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代表的思想家时代。以众生蒙昧,战乱不止为代价的宗教神权高于一切的中世纪逐渐到来。这个时代给我们留下了大量金碧辉煌的宗教建筑,但更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则是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在人类混浊的精神河流中的一股永不衰竭的宗教精神的清泉。

在东方中国,则是一个受难的太子与一个淫荡的美妾产生一个神奇的小子嬴政。嬴政在商鞅的法家精神、吕不韦的商业精神以及李斯的权谋淘染下,创造了中华第一个统一的虎狼之师的秦帝国,并由此开创了中国皇权笼罩的漫漫长夜。皇权留给人们的除了孤独辉煌的陵墓和故宫外,更多的还是对人权,神权以及精神世界的桎梏。

这两件事在东西方造成了不同的社会后果:

在西方,神权高于一切,它可以任意决定人的命运和罪与罚,也可以任意泡妞(教皇可以有情妇,教堂壁画上可以有色情),甚至可以通过滥发赎罪券来恣意聚财,但不管它有多少罪恶和丑陋,但它宣扬的人在救世主面前的渺小,原罪,以及对不可知的上帝的献身精神还是支撑了多数信徒们的精神世界。而其“天堂”“地狱”的末世概念在东方也是没有的。

在东方中国,皇权高于一切,它也可以任意决定臣民们的命运和罪与罚,更可以肆意泡妞和敛财,连各类宗教也被它玩于股掌之间,与西方神权不同的是,皇权和皇帝的眼中没有上帝,更没有渺小和原罪而只有万岁和伟大,而皇帝而下的臣民们则变得也没有原罪和献身精神,千秋万代都是世俗的一群乌合之众。遵从皇权的结果是人们在生活中有烦琐的道德,但在生命中却没有道德伦理。

面对神权和皇权,众多才华横溢的天才文人都没啥力量,最高境界也仅是天人合一的自悟和遁道。广义的宗教般的献身精神或弥塞亚般的受难在东方是看不到的。

本文要提出一个问题是:当东方皇权下成长的文人面对西方上帝的时候会杂交出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绝大多数东方文人的眼中和他们的皇帝一样是没有上帝的。但谢谢上帝,几千年来,还是有那么几位稀稀落落地东方文人去追随西方上帝。

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轨迹。

二、真正让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

1603年,一个当时中国才华横溢的进士徐光启带着全家来到南京,接受金发碧眼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的洗礼,正式成为了一个天主教徒。从此以后,徐光启有了一个至今鲜为人知的教名――保禄。

从1582年就在澳门登陆准备去东方传教的利马窦,到了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才发现在西方视为常识和生命之神的上帝,在东方根本没有任何市场。他只要一提到宗教,人们尤其是官员们就充满对邪端异教的警惕。聪明的利马窦发现,要在中国传教只有两招:一是用西洋钟表等玩意儿讲授天文、时历、算术等科学知识,同时学习中文、书法、品茶等和中国人广交朋友。二是拉笼个别上层精英入教。利马窦就是这样从澳门到肇庆,进而韶州,进而南京,最终获准移居北京,并终死于北京。

在西风东渐的进程中,传教士一直是一支坚韧不拔的主力部队。以利马窦为首,到其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直至上世纪初的耶鲁中国传教计划,在前后两三百年中,传教士成了改变传统中国的重要力量。但是作为开路先锋的利马窦不仅向明神宗进呈了自鸣钟、《万国图志》等礼物大大开了明王朝皇室的眼界,也为后来的传教士们打开了通往皇室的大门,而他招安的徐光启则更让中西文化在两个东西方文人杂交中产生了烁眼的光芒。

三年前,徐光启就慕名来南京天主教堂专程拜访利马窦,热爱新知的徐光启倾慕利马窦的博学、见识以及从未领悟过的西洋科学,而利马窦则欣赏徐的儒雅,好学及其身上进士与上流社会的光环,两人相见恨晚,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两人的握手,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相融的新篇章。

经过三年的深思熟虑,徐光启不仅自己,而且带着全家正式洗礼入教,自己居然也官运亨通,先是礼部侍郎,最后竟官居文渊阁大学士。但就是这个明代顶级大学士,信教以后发现了西方思维完全与东方不一,徐进士逐渐抛弃了中国文人风花雪夜的吟诗弄赋的风骚,开始了很土很实用地开启中国科技的新坦途:通过与利马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几何”一词为数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最先被徐定义和发明)发现西方思维的逻辑科学;通过在利马窦的影响下主修《崇祯历书》成为中国第一部缺陷较小的历书,并发现西方的天文和时间科学;通过教会练兵造炮,发现中国的炸药居然可以在西方杀敌,开创了中国的热兵器时代;通过编纂不朽的《农政全书》提倡农学,进而大规模提高了中国农业的技术和减灾水平,尤其是番薯的引进和种植开创了中国旱地农作高产的先河,进而奠定了中国人口爆发性增长的农学基础

可以说,通达、务实的大学士兼天主教徒徐光启是中国文人中少数可以称得上伟大的文人之一,今天上海市中区徐家汇的名称就是为了纪念上海第一个天主教徒徐光启家族而流传下来了,不知今天的上海人还有几个知道。

在徐保禄身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文人和上帝相结合后产生的力量。

三、当代最伟大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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