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几年的时光过去了，他们都到了该订婚的年龄。可最终一谈到具体的订婚，双方的距离就都停止在了两条没有交点的平行线上。
刘英的父母，刘老师夫妇认为，于小民的人品和能力诚然是靠得住的，能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人，把女儿嫁给他，也是可以放心的。可必定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实际问题：于小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他爹是反革命分子。女儿若与他结婚，以后子女的政治前途，必定要受到一定的影响。刘老师考虑再三，还是反对。
刘英的妈听到于小民家的情况，更是感到恐惧。可刘英却是坚决地同意，表示非于小民不嫁。她说：形势是在发展变化的。于小民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政治面貌吗？
最后，刘老师看争执不下，就说:那就等形势变化以后再说吧。基于家庭这种思想严重分歧的情况，刘英对自己的婚事，也一直犹豫未决，在拖延中等待着。
于小民只能听之任之，顺其自然。他正视自己的家庭成份，在婚姻的问题上，他不敢有过高的企求。他想：能与刘英相识，相知，相处，就已经很知足了。自己不应该给她的人生带去烦恼和痛苦。做不成夫妻，就这样作为朋友也很好。但他在心中，还是暗暗地给自己树立了标准：除非今生不娶，要娶就娶刘英。
马玉洁知道了儿子与刘英的天赐良缘，她为之兴奋不已。后来听到刘英父母的反对，让她失望了。可是冷静地一想，自己家庭的情况，就更使她心灰下来。但随着儿子年龄的增大，儿子的婚事越来越成为母亲的心病。她仍然一直在心里默默地为儿子和刘英祈祷着，愿他们有情人能终成眷属。
形势真的如愿向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变化着，农村阶级成份的取消，溶化了久封的政治冰河。于小民与刘英的婚事，已经消除了阻碍，进展顺利。
此时，刘英已当上了大队妇联主任，她在借到公社开会的便利，来到了于小民家里，看望了“伯母”马玉洁。
马玉洁看到刘英望着她，笑盈盈的秀美可人，亲切地叫她“伯母”，她乐得嘴都合不拢了。更为这两个都已恋到三十多的人着急了。
可是于小民和刘英他们两人，现在似乎不为婚事着急。他们计划要完成“一件大事”，做为结婚的“礼物”。
于小民自从奶奶金莲死后，听了母亲给他讲述的于家的家史后，就在心里埋下了一个想法。十年来，他一直在准备着，等待机会，查明事实，争取为爷爷和父亲的冤案平反。
于小民想：现在国家的形势，正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他只要找到充分的证据，就有希望洗清于家的冤枉。
刘英告诉于小民，她的一个同学就在旗政府“拨乱反正信访办公室”工作。让于小民把他家的“情况”，可以写成申述材料，递交到信访办公室，争取给予重新审查。
于小民喜出望外，他赶紧翻出早已写好的上诉材料，又和刘英一起，从头到尾，进行了一番认真地审核。他们一致认为：只要能够找到当年带领父亲于成龙参军的黄河，一切便都会迎刃而解的。只要他们根据有限的资料，能够写出黄河与于成龙一起战斗的历程，然后通过“拨乱反正信访办公室”，向全国各地“拨乱反正信访办公室”发出信函，再通过全国各地“拨乱反正信访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查访黄河或与黄河有关的人，一定会有结果的。
想到这里，于小民非常激动。他和刘英商量，马上就去旗政府“拨乱反正信访办公室”，找她的那个同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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