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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案一（1）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三岁时全家迁居广西梧州府藤县（今广西梧州市）。他“少年慷慨，负胆略，好谈兵”，23岁时参加在广西桂林举行的丙午科乡试，得中举人，此后，虽接连四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没考中。他性情爽直，并不为落榜沉沦，每次赶考都沿途游历，遍览祖国名山大川。他又喜欢结交友人，常常与老年的军校或退役的兵士谈论兵法战阵及边塞作战形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才得中己未科进士。
就在袁崇焕金榜题名的这一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震惊的大事：明朝兵部侍郎、辽东经略杨镐率领的12万大军被崛起于东北的后金军击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正是这一战，改变了袁崇焕的命运。
此前，原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女真人努尔哈赤经过30年的征战杀伐，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势力逐渐强大。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位称汗，定国号为“大金”，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被尊为聪睿汗，又称天命汗。两年后，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进兵抚顺，并一举夺取了抚顺城。从此开始，天朝大国明朝与后金开始了正面的军事冲突，令明朝大臣们谈之色变的“辽事”开始蔓延，直到让所有的汉人如坐针毡，食不甘味。
抚顺的陷落使明廷“举朝震骇”，明廷决定“犁庭扫穴”，一举消灭努尔哈赤，荡平后金。兵部侍郎、辽东经略杨镐统率12万大军，号称47万，浩浩荡荡，兵分四路，直取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兵仅6万，却将杨镐大军击溃，士兵死近5万人，而后金仅死伤3000余人。明朝大国军政废弛疲沓，由此一览无余。明神宗万历帝在位48年，已经有二三十年不上朝临政，躲在宫中不出，万事不问，不管多紧急的事情只是装聋作哑，一味往自己的仓库里敛钱。万历帝二十多年的怠政，导致政事日非，军纪荡然，士无斗志，国力虚弱，局面困难至极。二十多年不露面的明神宗万历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终于一命呜呼，其儿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贪色误服药物而死，在位时间虽短，却留下了著名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明末党争留下了话题，使明朝政事更一发不可收拾。光宗死后，儿子朱由校继位，改年号天启。
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又攻占了开原、铁岭。此时，明廷派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的身份统领辽东的军政事务。熊廷弼到任后，采取“坚守渐逼”之策，整肃军纪、练兵造械，积极布防，逐渐稳定了局面。但朝中大臣弹劾其只知防守，无力收复失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被罢，由治水有方的袁应泰继任。
次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袁应泰虽具政治才能，但“兵事非所长”，7万守军全军覆没，后金军攻陷沈阳，接着攻占附近的辽阳。袁应泰自缢而死。后金军乘胜连陷定远、鞍山等70余城，势如破竹，明军则闻兵色变，一溃千里，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更毋庸谈进攻和收复失地了。努尔哈赤接连得胜，把都城由赫图阿拉迁到了辽阳。
明廷只得重新启用赋闲在家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试图挽住颓势。熊廷弼主张以守为攻，多方协作，固守辽西，待时机成熟再收复辽、沈。但其下属、时任辽东巡抚王化贞自命不凡，另有主张。王化贞在明廷中有靠山，首辅叶向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都支持他，他往往不经熊廷弼而直接与朝廷联系。而且，王化贞当时拥兵12万，而熊廷弼部下只有5000人，经略之职只是个空壳。两人意见不一，不但不能相互配合，反而互相指责，经常发生争执。而且，明廷中多支持王化贞者。努尔哈赤知道“经抚不合”，便趁机挥军渡过辽河，向广宁进攻，王化贞的12万大军大败而归。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又攻占周围的40余座城镇。王化贞一败涂地，狼奔豕突，尽弃关外之地逃命。
bsp;袁崇焕案一（2）
至此，明朝与后金之间的三场大战役：杨镐的12万大军，袁应泰的7万大军，王化贞的12万大军都以溃败告终。而且，这三次大战都是后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他的小战更是数不胜数。后金军已经让明军畏之如虎，几乎到了不战即可屈人之师的程度。
熊廷弼、王化贞因败被下狱治罪。当时，明熹宗天启帝继位后，贪于玩乐，政权由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握，朝廷内部党争日益激烈。以清高自许的东林党和阉党之间势如水火，针锋相对。经过数年的明争暗斗，阉党逐渐占据上风，不少清流正士被迫害致死。因熊廷弼与东林党人过往甚密，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弃市，时年57岁。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先后三次任辽东经略，善于用兵，极有将才，使辽东局势大有起色，是明末不可多得的文武兼备的人才，却因党争被冤杀，传首九边。所谓传首九边，就是把罪犯的首级传递到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甘肃等九个边镇，震慑边疆士卒，以儆效尤。熊廷弼的被杀成为当时影响甚大的一个冤案，对明军士气打击甚大。
熊廷弼、王化贞被逮后，朝廷任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统领辽东、天津、蓟镇、登莱等处军务。王在晋（1564~1643），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历任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兵部侍郎，天启初任兵部尚书。此时，代替熊廷弼为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当时，山海关外之地，大部分由蒙古族的喀喇沁诸部所控。喀喇沁部与满洲女真族经常为争抢财物发生争斗，结怨甚深。王在晋就打算利用喀喇沁守关外，以缓冲后金的冲击，上奏请朝廷发粮食布匹接济拉拢喀喇沁部。
正在此时，袁崇焕站出来，表示了坚决不同的意见。他表示，蒙古族与女真族同为游牧民族，惯以狩猎掠财为生，不能相信，同时他坚定地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举座震惊。
袁崇焕中进士后，赴福建邵武县任知县。在任上，他关心百姓，平反冤狱，深得百姓拥戴。他时刻关注辽东军事进展情况，常常邀从辽东退下的老兵闲谈。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到北京朝觐，即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在京期间，他得到更多关于辽东战事的消息，忧心如焚，在与群臣闲谈时，发表了一些中肯见解，引起了御史侯恂的重视，并得到他考进士时的主考官韩爌的推荐，被破格升任兵部职方主事。
明朝官制，兵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武选（武官人世）、职方（军政军令）、车驾（马匹警备）、武库（后勤兵器）四司。职方司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袁崇焕由一个七品知县仅一年就升为六品的职方主事，的确是破格提拔。
当时，朝廷在辽事上节节败退，大臣议论纷纷。山海关作为“天下第一关”，是保卫京师的第一要塞。如何守住山海关就成为最先要考虑的问题。廷臣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莫衷一是。袁崇焕就孤身一人骑马到山海关内外考察。兵部发现新任的职方主事不见了，家属也不知情，正四处寻找时，袁崇焕风尘仆仆回到兵部，说出了那句令所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