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婆准备造瓦房，先把媳妇娶回家再说，这就有骗婚的嫌疑。
在农村，房子和老婆是密不可分的，有一个温暖的窝就不怕没有鸟儿来生蛋！
刘正洵祖上是清末一代举人，属于剥削阶级，在一个特殊年代，“坏人”的后代刘正洵一定是“坏人”。刘正洵老房子被生产队没收了做了仓库，一家几口人挤在茅草棚里，他娶不到老婆，等到三十多岁了，生产队才将老房子归还给他，林秀红也不嫌弃他比自己大十多岁，，等生米做成熟饭的时候就结婚了，惹得一群有意刘正洵的大姑娘把她说得一文不值。
前几年，先富裕起来的人家开始修建楼房，同样不是很讲究的，是楼房就行。二层小楼一旦建起来，鹤立鸡群的风光就是一个广告，媒婆会把门槛踏矮，楼房少主就成了抢手货，哪怕是天生有点小残疾也不会打光棍。没有修建楼房的人家就“买”边远地区的、老少穷地区的女子做老婆，有些人家遇到“放鸽子”的，难免人财两空。也有的“鸽子”在桃花渡生活一些时日，发觉这里是个好地方，男人对她又好，干脆弃暗投明，回家拿了“户口”跑回来成为正式老婆的。很多外地女子嫁给这里的穷小子，一开始有点失望，听说江苏是个富裕的地方，没有想到哪里都存在贫富差距的，本想少受点苦嫁个如意郎，没想到情况不尽人意，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生孩子了，穷小子挣到钱了，自己还能到附近的小厂上班，就死心塌地呆下来过日子。
有时候桃花渡的外地媳妇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多国部队”——yn的、sx的、sc的、ah的、hubei的……
农民造房子不是不会讲究，是没有足够的钱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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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奇将荒货处理干净，从夹袄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子，展开一张报纸，一叠百元大钞呈现在孙阿珍面前，陈绍奇把钱推到孙阿珍面前：“阿珍，这钱本来是准备给小辉上大学的，现在给他砌房子用！”孙阿珍眼睛睁得像个铜铃，看着满脸的喜悦公公，再看看钱：“这，我们收下了，你以后要用钱的时候我们来用！”陈绍奇笑笑：“我一把年纪，用什么钱啊，到了那一天，只要你们把我送到高烟囱里就行。还有，你们不要声张，让保善家的知道不好！”宝善是陈家辉的大伯，生的的是个女孩子。
孙阿珍赶紧把钱收起来藏在衣袋里：“不说，我知道。”
孙阿珍东挪西借，陈保良七凑八凑的，这许多年没有开口向人家借过钱，还好，没有费太大的周折，钱基本筹备得差不多了，接着就开工建房子。
“建房三担稻，拆屋一斗米。”拆房容易建房难。
家里造房子需要人手，陈家辉忙起来，一边要收鸭毛鹅毛，一边要照应砌房子。不过，李秋燕哪里还是要天天跑的，一旦遇到李秋燕晚班，陈家辉就等在厂门口，一直接到李秋燕，送她到家关了门，他才回家。
陈保良喊上几个邻居一天工夫就把三间主屋、二间小厨房拆掉了。陈保良父子又在东边的菜园里搭建一间临时帐篷，把一些家具放在里面，临时厨房、卧室、客厅都安排在里面。陈绍奇也一样住在里面，一家四口挤在一起。
农村这样楼房建设起来很快的，无需设计，主人只要跟工头说一声：“和他家一模一样就行”。木匠、瓦匠一齐进场，木匠开始整理桁条、椽子，然后开始做门窗。
首先，陈保良带着陈家辉开始丈量、打桩定点，每根木桩大约一米高，顶头用红纸包着。面积显然比审批的大得多，村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家不多几个平方？管不了这许多，麻烦越少越好。接着，陈保良在房基堂屋中间放上一把椅子，将香炉端端正正地放到上面，敬上三柱香，朝南方供奉着喜神的牌位，一张红纸上写着：“敕封掌管阴阳刘李周三位喜神之神位”。
炮竹一响，陈保良和陈家辉家就在原来的房基宅地上挖夯槽，父子两人在夯槽里填上碎砖破瓦，请来张渔翁、张宇勤作为打夯手，这是不需要开工资的，农村人相互帮工的事情常见。
开始打夯了，张渔翁先自一声吼：“主家发财砌华堂啊！”
陈家辉、陈保良、张宇勤便和张渔翁一齐拉绳并随声附和：“吆嗨！”
张渔翁：“打夯劲要匀哟！”
众人附和：“吆嗨！”
张渔翁：“用力别太大哟！”
众人附和：“吆嗨！”
张渔翁：“抬要抬得高哟！”
众人附和：“吆嗨！”
张渔翁：“放手轻轻落哟！”
众人附和：“吆嗨！”
张渔翁的声音抑扬顿挫，众人的附和粗犷且深沉。四个男人浑身湿透，全身的肌肉随着打夯歌兴奋着。
这也许是桃花渡听到的最后一次《打夯歌》，此后，电动打夯机取代了人工打夯，打夯的情景成了桃花渡人的记忆。
打夯之后是砌四层砖头作为房基，二层四九墙、二层三七墙，正负零以上就是二四墙，三合土、砖头做砌墙材料。“一米三，放开关”，村里的电工就来放线管，一个房间里设计了二盏电灯开关盒子，堂屋里放吊扇开关、几个插座盒子，黑色的老式线管不费什么事就放好了。
墙体达到三米左右就要上楼板了，这时，孙阿珍早就请好几个身强力壮的人来上楼板。上楼板是一件很费力很可怕的事情，无论是标榜自己专业的还是临时组成的业余队伍，他们都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包工头找来了上楼板的小工头曹杨鸿，他一眼认出了陈家辉。
曹杨鸿西装革履的，扬着脸：“怎么这就是你家！巧啊。”
陈家辉也认出了他：“你——你怎么成了小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