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知擅长乘虚蹈隙的北伐军又向西进击，在黄河中游的巩县，用了8天时间渡过黄河，于7月8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怀庆府的围攻战进行了56天，动作缓慢的清军终于在外围的南、东、北三个方向完成了反包围，可是，只见北伐军向西一跃，径入山西，二十余日连克十余城。9月29日，太平军攻入直隶，至10月7日，连下任县、柏乡、赵州、栾城、藁城。这一胜利的消息传到天京，洪秀全从杨秀清之请，封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靖胡”、“定胡”，不仅表明了他们的决心，似也说明了他们的信心。前后五个月，征战五个省。如此迅速的攻势，又如何不使咸丰帝坐卧不宁。在这五个月里，他调动了盛京、吉林、黑龙江、密云、察哈尔、绥远城、陕西、甘肃、河南、山东、直隶……
几十处数万兵马，任命出征的将领不下数十人。如此频频下旨，今天来看他出招的套路可谓零乱无序。比如顶顶显赫的钦差大臣一职，他先是授于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两个月后因战争失败，改授因过失而降调的前内阁学士胜保，命其节制直、晋两省各路兵马。他又恐胜保不副名望，授其康熙年间安亲王所献的神雀刀，许以副将以下先斩后奏之权。至于讷尔经额，先是解任戴罪，再是革职逮问，最后又定为斩监候。此一场景，如同先前之向荣、赛尚阿一幕之重演，不过节奏更快而已。在危急的日子里，咸丰帝可能已经想到了亡国。稗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称他曾对恩师杜受田的儿子杜翰说道：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天启”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咸丰帝将此局势比拟亡明，虽自认为“不当亡”，但又自比“崇祯”，可见对局势悲观至极。上引这一条材料属前人的道听途说，今日历史学家认为不可尽信，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几乎全认为清朝行将灭亡。这种风声之大，以至远在伦敦正致力于理论建设的马克思都听到了。马克思写道：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的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之遥。
外电的说法仍然是一种道听途说，我在档案中找不到相应的记载。至少可以肯定，《起居注》中没有这一道谕旨。而中国的一则笔记，也谈及出逃北京一事，但角色完全颠倒了，咸丰帝成了镇定自若的统帅。该笔记称，咸丰帝在局势的危急关头，召集王公四辅六部九卿会议，各位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咸丰帝喝道：“哭不足济事，要准备长策。”于是，有人建议北逃盛京，有人建议迁都西安，有人建议下诏各省兴师勤王，有人建议派王大臣督兵出战，有人建议闭城与民死守。咸丰帝闻此，下了最后的决心，谓：弃大业而出奔，古所耻；谕各省勤王兵，势无及。国君死社稷，礼也。然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贼。惟遣师督兵，战而捷，则长驱直捣，灭此小丑而还；不捷，则深沟高垒，待勤王之师不迟。说罢，命查前朝拜大将军仪制，准备遣师出征了。
尽管这一则笔记描写得有鼻子有眼，但越是完整的材料，越有可能添油加醋地掺入记录者的想象。这段笔记写了咸丰帝的英武明断，也透露其心虚如草。“国君死社稷”一语，似乎在宣布将效法崇祯帝朱由检。“战而捷”、“不捷”的选择性判断，似与赌徒孤注一掷的心理并无二致。除去上述难以验证的记载外，在宫廷的皇家档案中留下正式记录的是咸丰帝拜将出征的悲壮场面。1853年10月10日，前方误传太平军已攻占距北京仅180公里的定州（今定县），咸丰帝意识到，仅靠一个胜保，无法指挥如此庞大的军事。11日，他在紫禁城乾清门外举行仪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颁给锐建刀，授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颁给讷库尼素光刀。12日，又命其六弟恭亲王奕訢参加办理京城巡防事宜。
第七章“造反”、“造反”（2）
在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文渊阁大学士讷尔经额先后革拿后，咸丰帝此时选用的是清一色皇亲。惠亲王绵愉是道光帝的五弟。由于道光帝诸兄弟除绵愉外皆先于道光帝去世，绵愉作为唯一健在的叔叔，咸丰帝登基后十分尊重他，免其行叩拜礼。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原为蒙古贵族，因过继给下嫁蒙古王公的道光帝姐姐庄敬和硕公主，而袭封郡王。他长年在北京担任御前之职，道光帝去世时为顾命大臣之一。
恭亲王奕訢因皇位之争与咸丰帝有隙，在此危急关头不能再计前嫌。一位是亲叔叔、一位是过继的表兄，一位是亲弟弟，自家人总比外人可靠，总比那些缺少天良的臣子们更多一份忠诚，他们的生死荣辱早已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一体。咸丰帝此时更看重血浓于水的亲情。强自打气的命将仪式，丝毫无补于京城内的慌乱气氛的改变。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北京城内就有不少官员请假出都，以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就连后来在洋务运动中名声大噪的文祥，也有人约其同作走避之计。待到此时，京内官员甚至有不待请假便仓皇出城者。
由于命将仪式，咸丰帝下旨，令吏部排定的新任官员带领觐见的仪式向后推迟，不料这些官员也有不少抽身出都。
又有谁愿陪亡国之君做亡国之臣？久为传颂的“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臣”，此时被翻新为“家贫出忠臣，国乱出孝子”。意即讥讽那些家贫而无资逃亡的官员，只能留在京城，故云“出忠臣”，而此时请假出都者，不是托辞归养，就是借名迎亲，作出万般“孝子”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