啵詈蠓17沟饺杉卤恚骸?856年四川新疆奉天1857年吉林安徽1858年福建直隶河南甘肃广东陕西广西山东1859年山西1860年贵州1862年浙江1874年云南1885年黑龙江1886年台湾其间胜保于1857年7月所上一折，奏请各省普遍抽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当时的实际做法，各省督抚只需将该省厘金的收入数与支出数，按季报户部核查即可。也就是说，谁征谁用，怎么征，甚至怎么用，朝廷都管不着。
这下子可为枯竭的省级财政输了血。按照清朝的财政制度，一切财政收入均归于中央，各省、府、州、县要弄点钱，只能在“耗羡”等名目上打主意。自1853年夏天之后，中央财政已拨不下军费，本无正当财源的省级财政却要负担为数甚巨的各军营军费。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征收渠道，谁也不肯将此交到中央财政去。厘金由此成了不受中央控制的大财源，由各省督抚所把持。也就在这一时期，厘金渐渐脱离了“捐”的范围，明确了“税”的身份。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财经理论来划分，厘金当属于商税。它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尽管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商税经常成为国家的主要税种，特别是宋代，商税超过一千一百万贯，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但我们仍须看到，自明代之后，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朱元璋出身于农家，限于其个人的经历，认识不到商业的意义，国家税收主要为地丁钱粮，即农业税，商税反而减弱了。
第六章新财源：厘金湘人（5）
清承明制，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地丁。永不加赋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扩张性。此外虽有盐、茶、矿、关、酒、当、契、牙诸税，但除盐税外，其余税目征收额很小。这种落后的税收制度，使国家财政依赖于农业。本来产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种种名目的加增（大多为中饱，中央财政沾润很少）受到越来越多的榨取，农民甚至地主都无力承受。而利润颇丰的商业，却长期处于轻税甚至无税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产生了两大严重后果：一是国家在商业中获利甚微，为保证其财政收入，一直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传统的农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商业得不到国家扶植反备受打击。二是获利的商人成为各级官吏搜刮的对象，各种陋规和摊派多取自于商人，一些商人也结交官府，谋取超经济的优势，如广州的行商、扬州的盐商即是，这使得正常的商业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来。与宋代已经取得的城市经济和工商业兴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业未能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水准。
虽说历史不能重演，但我们也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明清两代能有合理的商税，国家从日益扩大的商业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是否会对商业采取保护或扶植的政策？在咸丰朝财政大危机之际，许多官员也有征商税之议。1853年，户部也获准拟定了具体办法，准备先在北京试行，然后推广到全国。但北京的商人们闻讯后纷纷以关闭相抗，市井萧条，民众不便，最后不得不取消。这一计划的流产，反映了清政府主管经济部门的官员才智低下和办事低能。厘金的出现，应当说是弥补了商税的不足。
从以后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它和关税的蓬勃发展，使清朝财政的基础由农业转向商业。就这一点而论，应当说是有意义的。但是，正如纸币代替贵金属货币符合历史方向，而无限量空头发行“银票”、“宝钞”、“京钱票”却是极大祸害一样；在这一时期出台的厘金，以最大程度地榨取商人而填弥巨额军费空洞为目的，失去了合理性，对商业的发展有着种种不利的后果。其一，各种征发机构庞杂，名目繁多。如厘金的发源地苏北，在咸丰一朝，抽厘机构有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南河总督、袁甲三军营（为镇压捻军而设）四大系统，名目有卡捐、饷捐、房捐、铺捐、船捐等近二十种，彼此雷同，重复抽取。其二是厘卡林立，密于市镇。如江西厘金卡局达56处，湖北厘金卡局竟曾高达480多处。
几里几十里即遇一卡局，商旅难于行路。其三是各省自行规定税率，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十不等，一般都达到百分之四、五。由于是重复征收，商人望而却步，严重影响了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全国市场的形成。由此我们可下结论，厘金是一种恶税。尽管厘金是商业的毒瘤，但对各省级财政来说，却是一大幸事。万分窘迫的军费难题由此得到了缓苏。最先推行厘金的江苏省，相当长时期内缺乏实收额的统计数字。但据当时办理上海抽厘事务吴煦的档案来看，仅上海一地每年就超过一百万两白银，其中最大一项是对当时的禁物鸦片的抽厘，其公开的名义是“广捐”。
湖南本为一财政小省，开征厘金后，银浪滚滚。湖南巡抚骆秉璋自称每年厘金收入七八十万至一百二十万两之间，但经手其事熟悉内幕的郭嵩焘却称超过一百四十万两，今人估计为近二百万两。湖北的厘金更为出色，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称，1857年至1862年，平均每年有128万两，曾国藩称“岁入二百数十万两”，湘军大将刘蓉称“举办盐货厘金岁五六百万两”（包括盐税等项），今人估计为三百万至四百万两之间。江西是个穷省，且长期为主要战区，其1859年的厘金收入达一百六七十万两，此后四年共计为七百万两。
准确地估计当时厘金的绝对数额，今天已无可能性，因为当时的官吏为免得户部提取或恐户部在报销军需中作梗，有意压小数字，且即便是压小上报的数字，也是各时各人自报一账。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当时官员之间的私人信件，可以看出，西战场上的湘军和东战场上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每月几十万两的开支，主要靠厘金支撑着。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究竟花去多少银子？今天的历史学家有一个统计，即向清中央财政正式奏销数为亿两，实际开支数字可以肯定超过亿两，如果再加上镇压捻军等其他军费开支，仅咸丰一朝的军费远不止3亿两。这么大一笔数字，没有厘金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不停地对厘金的数额进行猜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玉东在《中国厘金史》中的估计，自1853年至1864年，平均每年1000万两，共计亿两。这一说法当然缺乏严格的史料支持，但也能揭示真相，说明事实。就我个人的估计，此一时期的厘金总额似乎超过亿两。从清朝的社会经济结构来看，要搜敛这么一大笔资金，只可能从商业中榨取，在农业或手工业中绝无可能性。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咸丰帝个人或户部对此有何想法或设计，一下子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