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倒猢狲散”是历史的结局，但就过程来观察，不待树倒而只是树摇，猢狲们早已纷纷逃散。因此，尽管命将仪式后颁布的谕旨立即发出邸钞，多作胜券在握之词，“天戈所指，自可剋日荡平”，但前门外最为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区已如荒郊，罕见人迹。
只是车马行前人头攒动，车资马费的价格一路高扬，比平日翻了几个跟头。逃亡的也罢，留京的也罢，此时他们最最关注的是咸丰帝的神情，但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体会到咸丰帝此时心乱如麻。
犹如强弓射出的疾箭，飞得甚速甚远，但毕竟有力竭堕地之时，太平天国北伐军一路扫荡，兵力最多时扩充到四万人，但10月30日攻至天津以南十里处，便无力继续向前了。他们只能在天津近郊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扎营固守，等待天京再派援兵。尽管太平天国北伐声势甚壮，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难免悲剧的命运。这不能不从定都天京说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总人数有五十万，这是将男女老少一并计算，而真正能征战者不过十多万。北伐去了精兵二万，保卫天京及附近地区用兵四万，其余大多用于西征。这种兵力分配，在当时是形势使然，别无选择。太平天国北伐军威胁到清朝的首都之前，天京就已受到了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威胁，咸丰帝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
向荣受此严旨，不得不全力攻击雨花台、太平门、朝阳门、汉西门、神策门，虽未能奏效，却是太平天国的腋肘之患。与天京的巩固不同，作为北部屏障的扬州在江北大营的攻击下，岌岌可危。咸丰帝同样也给江北大营主帅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
到了1853年，扬州太平军已陷于绝境，最后在援军的救助下突围而出。太平天国的江北据点仅剩下瓜洲。天京的东部屏障镇江，虽未如扬州那般失守，但也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围攻之中。除了天京、扬州、镇江三地的战守外，为了首都的供给，太平天国又开始了西征。这次战役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皖赣根据地，使得太平军能坚持长期的战争，但要保住这片根据地，只能与湘军为主的清朝各类武装反复厮杀。西战场由此成了主战场。此处的情节，我在第五章中已有交代，此处不再详言。由此可见，既然定都天京，保卫首都就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太平军的主力应坚守此地；为了保住首都，保证供给，西征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杨秀清对此极为重视，先后派出了石达开、赖汉英、罗大纲等重将，也多次抽调精兵增援。这样一来，北伐处在第三的位置上了。尽管杨秀清后来在1854年2月派出援军近万人，也已进至山东临清州，但因主将不力，部众发展过滥，三个月后便败亡了。已到天津的北伐军，只是一支孤军。让这么一支孤军去推翻清王朝，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
太平天国派军北伐，犯了孤军深入的战略错误。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是，历史学家为了研究的必要，也为太平天国设想了种种方案：或从武汉直接北伐，经河南直扑北京；或从天京全师北进，尽早与清朝进行战略决战；或定都后全力经营江南，先图南中国，廓清后方再北上……每一种方案都各有利弊，但看到历史结局的“事后诸葛亮”们一致断言，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都会比偏师北伐的结局要好许多。太平天国的战略错误，白送给咸丰帝一个战略胜利。
第七章“造反”、“造反”（3）
尊贵的皇叔绵愉出为奉命大将军，那只是借重声望挂名而已，真正出征的是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一条蒙古汉子做起事来却粗中有细，率军出京后，并不急于进攻，却择要防守。这种慎战与钦差大臣胜保的浪战形成对比。对于胜保的多次败绩和怠误，咸丰帝的手法一如对待向荣和琦善：若执意玩视，必以汝身家性命相抵！
在天津近郊静海、独流驻守待援的北伐军，此时最大的对手似乎不是“清妖”，而是气候。习惯于在温暖的山岭中赤足行走的两广“老兄弟”，难抗北方冰天雪地的严冬。他们没有保暖的衣被，也没有御寒的知识。刺骨的寒风成为他们难以克服的大敌。除此之外，与南方的稻米相比，他们的肠胃也不适应于北方的麦粟，至于玉米、高粱之类更使他们难以下咽。如此的饥寒交迫，非战斗减员超过了战场上的死伤。在困守三个多月后，1854年2月5日，北伐军被迫从静海、独流南退，一路遗尸。2月7日退至河间束城镇。参赞大臣僧格林沁率马队当日赶到束城，北伐军再度被围。
一个月后，待援无望的北伐军再次突围南下，被僧格林沁、胜保两部困于阜城。北伐军在天津的停顿，使咸丰帝看到了转机。原先的保守京师的战略，转变为消灭北伐军的战略。可是，天津近郊与河间束城的两次突围，虽减轻了京师的压力，却又不能不使咸丰帝生气，谕旨中充满着斥责。怎能让这些“长毛”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哪知痛骂的声音尚未消失，仅剩下数千残兵的北伐军又从阜城突围了，于5月5日占领了东光县的连镇。不久，林凤祥听到北伐援军的消息，遣李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