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搞文学的人自古以来缺乏政治意识，鲜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少对历史和社会问题远距离透视。而在实用主义至上、交换价值至上的当今时代，又增加了媚俗色彩。大部分作品急于和读者拉近距离，力图走到他们中间扮演角色或迫不及待地把读者引到自己的作品充当角色，字里行间常可嗅到急切切的喘息和闷乎乎的令人窒息的体臭。而村上则采取“理解的人自然理解”的写作态度。虽说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全部以第一人称出现，但“我”从不急于表白什么或兜售什么，“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自说自话”。行文或者说文字显得从容、安静、内敛、克制，若即若离。即使抒情，也是淡淡的轻轻的不温不火；即使调侃，也是静静的幽幽的不紧不慢。他不靠文字表面的华丽、突兀、热闹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靠独出机杼的底蕴和含带悲悯的真诚缓缓推开读者的心扉。因此，虽然他的文字有距离感，却又让人觉得十分切近，或者莫如说切近来自距离，来自村上式文雅的距离感。
西化的视角
这跟村上的读书生活经历有关。村上上小学时就开始看世界文学全集（而不是日本文学全集），看《世界的历史》（而不是日本的历史），上大学正值以反对《日美安全保险条约》为中心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读了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在内的许多西方政治理论和哲学著作，具体学的又是西方戏剧理论和希腊悲剧为主要内容的戏剧专业。走上创作道路后长期旅居欧美，诸如《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和《奇鸟行状录》等长篇就是在海外创作的。这样的经历不能不对他看待事物的视角、价值观以及事物感受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小说中，他往往用非日本的视角即西化的视角来审视、把握和感受日本社会的种种现象，用一种非日本的语言审问日本的当代话语。在《挪威的森林》等小说中，主人公看书，哲学看的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文学看的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托马斯·曼的《魔山》、赫尔曼·黑塞的《在轮下》；音乐听的清一色是西方的古典、爵士、摇滚等等；就连在医院里讲给奄奄一息的病人听的都是古希腊悲剧。村上的小说中几乎从未出现川端康成絮絮叨叨的富士山、和服、神社、寺院、榻榻米、清酒、寿司等典型日本背景和道具，对这些劳什子村上根本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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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的距离感：村上春树小说的特点（4）
更难得的是，在《奇鸟行状录》中他站在美利坚大地上对他的祖国日本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和严厉的批判。他甚至将笔锋触向过去那段不少日本人讳莫如深的历史。“所谓存在于‘历史深处最黑暗部位’的‘充满暴力和血腥’的东西，从《奇鸟行状录》的脉络看，显然是指六十年前这个国家侵犯中国期间犯下和施加的‘暴力’。”（风丸良彦：《“焦躁”这一凶器》）。村上本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日本社会尽管战后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点在于：战争结束后未能将那场战争劈头盖脑的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以非常暧昧的措辞改口声称‘再不重复那样的错误了’，而没有人对那架暴力机器承担内在责任，没有认真地接受过去。”（河合隼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在这里，正如文艺评论家风丸良彦所说，作者“表现出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对峙的态度”。（风丸良彦：《“焦躁”这一凶器》）应该说，能够对那段历史采取如此态度的日本文学作品是极为罕见的。村上绝不仅仅是执著于“小资情调”的或所谓“后现代”作家，同时也是敢于追问其他日本作家不愿或不敢追问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的严肃作家。作为中国读者，对此更应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应有的评价。当然，这与其说来自西化的视角，莫如说来自作家的勇气和良知。
以上粗线条勾勒了村上的小说同日本传统或主流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下面简单谈一下相同的地方。谈三点。
第一，村上小说的结构、写作手法以及文体或语言风格虽然明显带有西方文学尤其美国当代的投影，但其骨子里，其意识、意趣、情致的深处，仍被浸染佛禅哲理的“无常观”、被日本固有信仰的幽冥观、被物我一体悲喜与共的自然观或多或少地规范着、影响着。尤其无常观已转成既不同于西方又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中国的、日本根深蒂固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使得日本人特别关注万象变化的神奇微妙、稍纵即逝和不可捉摸而又不无感应的偶然性，同时产生多少伴随审美体验和达观情怀的悲凉无奈之感。村上小说中几乎无处不在的孤独、寂寞、无奈和达观情境说到底是与此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