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宠臣伍参则极力主张迎战，因为他认为，楚国胜算很大。他的理由是：晋国主帅刚刚上任，跟军队仍在磨合，未能服众；中军佐先穀为人刚愎自用，向来我行我素，难以制约；将帅意见不合，三军无所适从，必定兵败。
为争取参战，伍参还激将楚王：“我主帅为君，对方为臣，君若避臣，岂非甘受耻辱？”
楚王气极，面子上过不去，只得命令孙叔敖改辕向北，驻扎在管地以待晋军。
就在晋楚两军内部暗潮汹涌时，夹缝中的郑国也不平静。
郑国深知，一旦楚军调头离去，晋军必定再次降临，到时难免又是一场恶战。时序仅半，已遭受楚国两次围攻，郑国实在不堪其苦。如果两个大国针锋相对，决出胜负，郑国只要投向胜利者的怀抱，就能求得暂时安宁。所以，两国退兵是郑国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郑国国君派皇戌出使晋军。到了晋军军营，皇戌声称：“郑国之所以与楚签定盟约，乃是为了保全社稷。其实，郑国对晋国从未有过贰心。楚军战胜我国，难免骄傲，如果乘胜追击，再加我国为后援，楚军必定兵败无疑。”
皇戌的一番言辞犹如巨石入水，再次激发晋军内部关于战或和的争论。
先穀仍坚持己见。他认定，挫败楚国、臣服郑国在此一举，所以必须战。如今又有郑国使者的保证，晋郑两国联手，何愁不胜楚？
下军佐栾书第一次公开表态。他认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戒慎戒惧，告诫国人，民生不易不可懈怠，否则祸必速至；在军中，楚王无日不申诫军士，无人可保常胜。当年商纣王百战百胜，最后也难逃国破身死的下场。另外——”
栾书引经据典，“楚王动辄用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事迹勉励众军士，目的就是告诫他们不能骄傲，要时刻保持警惕。无论如何，楚军绝无郑国使者所说的疲惫傲慢。所以，不可轻易与之对决。”
下军大夫赵同站在弟弟赵括、赵婴一边，共同拥护先穀。他们认为，率兵而来，就是为了与敌人相遇，既然有机会对峙，为何不决一死战？如果打赢了，一来扬威，二来属国也能从此一心一意忠于我国，岂非两全？
就在晋国内部众说纷纭，争执不下时，楚国也派出使者来到晋军营帐。
来者乃楚少宰，说辞很委婉，语气却很坚决：“寡君少遭闵凶，不擅辞令。听闻贵国两位先君出入此地，就是想安定郑国。岂敢惊扰郑国？只希望几位不要在此地逗留太久。”楚国使者的意思是，如果要退兵，麻烦赶紧退兵。如果要打便打，请早点做出选择，不要拖泥带水。
士会的应对很含蓄，态度却很鲜明。“昔年，周天子命我先君文侯‘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如今，郑国不遵循天子命令，寡君使我等问之于郑，岂敢劳烦楚国官吏迎送？”士会想表明，郑国之事，晋国有插手的权利。战或退全由晋国自行决定，轮不到楚国来干涉。
楚国使者的目的，是想刺探晋国的真实意图。就算双方都不战而退，至少也要在言语上压制对方，占到上风。想不到士会说话滴水不漏，真相没打听出来就还罢了，还被如此抢白。没奈何，只得客套几句，打道回府。
先穀认为，士会表现太过柔和谄媚，不够鲜明果决。于是，他命赵括送走楚少宰，并对他说：“适才我国的行人言辞有误。寡君使群臣来到此地，就是要将楚国驱离。临行前，国君还交待我等，不能回避敌人。所以，臣下们无从逃避命令。”
经过此番试探，楚国已知，晋军内部意见不一。之后，楚王再次派人前来假意求和。晋国主帅荀林父正为战或和犹疑不定，楚军却在此时抛出橄榄枝，于是果断答应了楚国。双方约好，于某日签订盟约。
得知晋军内部不和的情报后，楚军内部的主战派占据上风。
在他们看来，尽管晋军主帅已经答应议和，晋国内部的纷争一时半会也难以平息。尤其是，主战的先穀身居高位，又得赵氏三兄弟一力拥护。三兄弟虽未入卿，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果两军对峙，晋军的战斗力一定会大打折扣。既然已经洞悉对方的弱点，怎能不好生利用？所以，这一仗，楚军是打定了。
楚军主意已定，一边主和，另一边又派了三名善御者挑战晋国军士。最后，三名楚人大出风头，楚军士气大涨。晋军被挑衅却被强令不得出战，军心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