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楼明诚四目交接。明楼说：“我怕大姐东西散落，送回这里放心些。”
清明时候明楼把父母和大姐牌位送回了苏州。半个月前他梦见大姐坐在楼下沙发上看报，醒来奔到楼下一看，什么也没有。他打开大姐衣柜，看一眼，又看一眼，掉了眼泪。
这趟东西送来不容易。他和明诚几乎是“逃”出来的，须得掩人耳目。
一个礼拜前研究所刚开了明楼的批斗会。他是上海机关里头一批被“拔白旗”的。批斗来得突然，明楼清早上班就见研究所宣传栏上贴满了围攻他的大字报，言辞激烈，铺天盖地。他手心冰凉，几乎走不到自己办公室。上午就开批判会，领导主持，每个工作人员都得提出批判意见，积极揭发。有的小姑娘不愿意，说不出话，眼泪包在眼眶里。不揭发不行，明楼就把眼睛低下去不看人家。
不能光听，他得记录。他现在已经不太记得那些发言——也不想记得。他总觉得他们口里说的不是他明楼，而是另一个罪大恶极的什么人。他木然挥动笔杆，一字一句记下那些熟悉声音所做的指控和批评。他突然想到：不知道明诚那里怎么样了，他性子刚直，要是顶了嘴怎么办？还有明台，上海尚且如此，北京更不必说，这个一贯直率的幼弟能挺过去吗？
明诚暂时安全，组织上只是找他谈话要他和明楼这个“右派”划清界限。明诚不响，领导摇了摇头：你这样以后要吃苦头的。
当天晚上，两人托了所有能托的关系，一个接一个打电话。明台在情报处工作，直接联系不上。明诚一遍遍转电话机，几经辗转终于从以前华南局的同事那里打听到消息：明台已经被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内蒙古劳动改造。已经是秋天，内蒙古多冷的地方，过不多久就一天一地雪。明台怎么受得了呢？
明楼捏着明台照片在沙发上坐了一夜。明诚接着打电话，到处找是不是有人能在内蒙古照拂照拂他。天快亮的时候明楼按住了电话，说：“别打了。明台这一关，要他自己熬过去。”
明诚手指都在抖，听筒滑到地上：“怎么熬啊……他家里怎么办，小孩才几岁，我们怎么跟大姐交代……”
明楼沉默一瞬，把听筒挂回电话机上。“抗战、内战那么苦他也能熬，他是扛得起责任吃得了苦的。咱们家里三兄弟只剩下你了，你不能再出事，明白吗？”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极低，极坚定。空气里像有团拳头。
明诚哑着嗓子，脸上有凄凉而奇异的笑容：“大哥，你现在想把我甩下也晚了。我们两个人谁也离不了谁的，你知道。”
明楼蒙然抬手拽住明诚衣领，迫他和自己对视。话是从牙缝里一字一字蹦出来的：“那你不想想苗苗？我们两个都出事，他怎么办？”明诚喉咙里像有东西梗着，空张嘴发不出声音。他快控制不住自己。眼睛热了，他得把眼泪忍回去。这么多年过去，经过这么多事情，就剩这几个人、这一个家，怎么就守不住了呢。
明楼松开了手。
他们在熹微的晨光中站着，互相凝视着。隔了半晌，明楼重重叹一口气。他知道，他已经在明诚面前败下阵来了。
三青爷叔收下了箱子，没有再多问。他带两个人看园子，假山树根旁遍值雁来红。大朵红花憨头憨脑，本来不登大雅之堂，明楼却很欢喜，特地要了种子带走。
爷叔留饭，两个人要赶晚上的船走，只能作别。老人淡淡的样子，没有客套强留，只说：“我不能守这里多久了。你们以后要常来看看，不要让这里败了。人呐，得意的时候不会想家的，穷了才想，老了才想，死了才想。迟了。”他看看天又说：“又要落雨，我寻两柄伞来。路上好走。”
路上果然就落起雨来。街面上行人纷纷走避，推车的、卖花的、卖鸡头米的、挑脚箩担的，潮潮翻翻。做生意的天晴出街落雨收摊，当农民的春天插秧秋天割稻，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人们也要张罗婚丧嫁娶。人一代一代就这么活过来，亿万柔弱的生命就这么活过来。无数颗纯净和不纯净的心在大雨中一齐跳动，仿佛它们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可以消化任何一种苦难。
明楼想：我得活着，得动起来。
批斗会一直开。所里的同事已经说无可说，批判的和被批判的都受罪。明楼态度一直很好，大部分同事发言比较温和，到后来都没话找话，实在找不出可以说的了。同事们在会上发言完了，明楼也没有什么怨言。他手上的工作没停下来，搞得谁来跟他汇报都难为情。他能理解，也不多说什么，该怎么对待人家就怎么对待。
最后通知下来：下放浙江农村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