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的圈子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后来不知是哪里泄露的口风，明诚的身份引来了怀疑。他是明面上做过汪伪政府官员的人，同事们以为他先附逆，又看汪伪政府事败投了明，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骨子里的鄙视很难遮掩，渐渐地都开始疏远、排挤他。对此明诚也没什么，或者说这对他来说是其实个解脱，等到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内部乱作一团时，索性辞了职，又跑去念书。
明镜死在他眼前始终是他的心结，可他年纪已经大了，学医太迟，就去鲁汶大学念了个药学。再不久，明楼也去了。
楼景明这个身份的履历有在震旦大学读法律的经历，他就考了法学院，三年的时间做完了博士。他的同学大多比他年轻太多，见他年近不惑还来读书，都表示精神可嘉，十分值得钦佩。明楼看着这些年轻人，宽容笑一笑，说，我们的国家都是战后百废待兴，不论年长年幼，都要尽可能出一份力才好。
鲁汶大学以所在地命名，是一个不大的镇子。她成立的时候尚无美利坚，可就是在这个世纪刚过去的两场战争中，八十万册书被烧毁了。
但这个时候，无论是古老的、还是新生的国家和民族，在这场席卷世界的战争之后，都暂停了毁灭，开始建设。
组织一直没有和他们取得联系，直到1949年的4月，忽然有一个电话打到家里。那是明诚当年在巴黎支部认识的同志，说接到中国的请求，要他们前往捷克，协助即将到访布拉格、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这个电话意味着组织找到了他们，并且依然相信他们。一放下电话，两个人欣喜若狂。明楼丢下正在紧要关头的博士论文，明诚也把手边其他事都放在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当即赶往了布拉格。
他们在那里见到了明台。
只是那个时候，他们谁也不姓明了。
兄弟相见，却并不能及时相认。明楼和明台和很多旅欧的华人同胞一起为远道而来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做翻译，一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已经改姓崔的明台代表党组织，与明楼和明诚重新建立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