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顿饭到底还是给他们做得不东不西：杂菌鸡汤、烤三文鱼、烤羊腿、牛排、胡乱做的蔬菜色拉、意大利面和法棍，红酒来自勃艮第，白酒却是明诚在大使馆的同事送的一瓶茅台。
五点起他们的朋友陆续登门，大多数是单身汉，也有一两对成了家的，全是到法国后娶了外国妻子，带她们来明家过个中国年。他们带来了食物和酒水，一例的东西混杂。有一个家在东北的听说明楼没有准备饺子，叹了口气摇摇头，指着他叹了句“南方人”，二话不说脱了西装钻进厨房和了面，又翻出一块明诚还没想到派什么用场的五花肉，把另一个山西人也叫进厨房，指派他来剁肉馅。明楼看着瞬间被北方口音占据的厨房，笑着摇摇头，把明诚拉出了厨房，擦干手上的水，和其他人喝酒去。
37年七月之后，很多拿公款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一下子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国家无余力再支持他们深造，而就此回国，总也有些不甘心。后来随着战事步步升级，自费的学生也为难起来，也许一觉醒来，日寇的铁蹄就踏过了自己的家乡。
那时节反而是明家的情况还好。一则是明镜把一部分家业转移到了欧洲，二则明楼和明诚已有了工作，薪水都还不错。他们见同胞窘迫，就把自己的收入拿出来部分，想留下来继续读书的就借钱给他们周转一时，若是决心回去，那就给他们买张船票，再凑点路费。后来有些家境尚未被国内的战局波及的留学生见他们这样做，受了感召，索性一并凑了些钱，交给留法同学会统一处理。于是在帮助了同胞之余，明楼和明诚也交到了许多新的朋友。
现在这些朋友们，来他们家和他们一起过年。
这其实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做。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大量国际志愿者从全世界各个地方前往西班牙支援人民战线，巴黎是欧洲境内最重要的中转站，有那么几个月，他们在圣日耳曼大道的这套房子里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入住。他们只住上一晚，最多两晚，就拿着行囊奔赴西班牙，投入到反法西斯战争中。有些人从此没了消息，有些人再看见名字就是在阵亡名单上。
很多人离开之前把珍贵的东西留在了这个房子里。于是他们的公寓里多出了很多稀奇的东西，堆在这间豪华的大公寓里。佣人抱怨了很多次，但明诚一直不让她处理掉——
“它们的主人还会回来。只是暂时寄存在我们这儿。”
明楼和明诚一直小心地保管它们，连明台都不准碰。唯一的例外，是一把胡琴。
胡琴的前一个主人姓邱，天津人，做劳工来到法国，先是在阿尔萨斯做煤炭工人，后来又到了洛林的钢厂，在那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36年的10月，他和几个钢厂的同志决定结伴前往马德里。
明诚招待了他们一晚上。那天晚上他们两兄弟和老邱一起喝了顿酒，老邱拉得一手好琴，听说明楼也喜欢谭老板，就得意地说起自己曾经亲耳听过他在北京唱戏，后来索性下场为明楼伴奏，来了一段《定军山》。
第二天一早这一伙人搭第一班火车往西班牙去。胡琴本来在老邱的行囊里，临到走，又被搁下了：“还是先搁你们这儿。等我回来再找你们取。别受潮别晒太阳，定期抹抹油，最好是生猪油。哦，要舍得用！”
明诚就把琴和他35年收到的圣诞礼物——一把西班牙吉他——放在一起，时不时拿出来拉一支曲子。
这个晚上，它又被拿出来了。
那时大家都酒足饭饱，酒酣耳热之际，朋友们知道他们家有一把好琴，就央明楼拿出来，说是让兄弟几个唱几曲，大过年的，也图个热闹。
明楼和明诚对看一眼，明诚有点不舍得，明楼笑一笑，自己去拿了。
一开始还是苏三、游龙戏凤、红娘。因为都是反串旦角，免不了一边唱一边笑，倒也很是热闹，后来不知是谁喝多了，起了个二黄慢板，却是配的《文昭关》：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
实指望到吴国借兵回转，谁知昭关有阻拦。
幸遇那东皋公行方便，他将我隐藏在后花园。
一连几天我的眉不展，夜夜何曾得安眠？
俺伍员好一似丧家犬，满腹的含冤向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