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在他的旅途中遇见了许许多多性格各异的古怪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他和他们交朋友并在自己的书中写下这些故事，这些名字在书中大多是以真名出现或是仅仅被稍稍掩饰。一些人来到中国是为了自己的追求，另一些人则是在的战争中随波逐流，没有选择。
在兰州霍格碰到了一位德国籍犹太人，他被关在慕尼黑达豪集中营3年，但是得以活下来并在欧洲战争爆发前夜逃到意大利。这位不知名的英雄穿过巴尔干半岛，进入俄国，但是被拒绝进入印度和印度支那（越南）；后来他通过中国的边远边境新疆进入到中国境内。他说他喜欢中国因为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能够接受他的国家。
1940年的圣诞节霍格是和在西安的英国传教士们度过的，主人以自制的葡萄干布丁款待他；霍格则对他这些好客的主人们的生活方式感到很惊奇，他们住在有着厚厚的大门的高墙后的一个大房子里。这个接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丈夫每天早上9点穿着睡袍，拖着拖鞋匆匆吃了早餐，餐桌上铺着干净没有任何污点的桌布，面包架上靠着一张已有一个月之久的英国报纸。他对这里的一切的主要评价就是：“这在英格兰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霍格最喜欢的是一位瑞典传教士。这位瑞典传教士终日漫游在中国的西北部，背着一架手风琴，身后跟随着一只叫托落茨基的狗。显然他是因为在自己姐姐的婚礼上做了一个演讲谴责酒精尤其是香槟的罪恶后被从自己的家乡——斯德哥尔摩驱逐了出来。
还有极其重要的美国记者们，尤其是霍格在汉口和北京已经见过的阿特·斯蒂尔和具有传奇色彩的哈尔多·汉森，这两位记者时不时地乘坐私人飞机，出现在遥远的飞机跑道上，给霍格带来极贵重的礼物——打字机墨带和复写纸。
霍格笔下描述的“有着苹果般红扑扑的脸颊，枯草般的头发以及长满胡须的下巴”的两个古怪英国人出现在霍格面前，并试图说服他加入他们的一段目的地为西安的长途跋涉，做他们的导游。拉尔夫·拉普伍德先生是一名传教士；迈克尔·林赛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书香门第，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他1937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城外美资的燕京大学任教师。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这所大学失去了治外法权的地位，林赛逃到游击队势力控制区。作为一个对无线电通信有着狂热兴趣的业余技师，他很受欢迎并成为延安地区的一名高级无线电通信专家。
林赛、霍格和拉普伍德在日本侵略军与游击队作战的领地上跋涉了几百英里。他们平均每天要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完23英里，而他们脑子中所剩的念头只有“疥疮、便秘、虱子、睡眠及到下个停靠点的距离”。在此次旅途中，他们三个表现出典型的英国人在外国的情形。保守的性格使他们在早上收拾床铺及吃早餐面条时都沉默不语。跋山涉水时，他们也只是简单聊聊天气问题。只有在晚上时他们3个陌生人才会放松一下并小小的交流一下他们以前上中学或大学的生活。
在这个小团队中，霍格警觉地意识到他自己又回复到典型的英国人习性，那就是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非白种人都是坐以待毙的无能者。他们3个一致认为中国的农村人——所有的中国农村人——当被问及简单的问题时都爱撒谎。他们从不直接告诉行人到下一站的真实距离或是还剩多少路程，而是顺口就告知他们自己认为对方想听到的答案，以免行人苦恼。总之，他们3个对于村民不停地劝说他们休息而气愤不已。
他们没有权利休息。他们必须赶去与合作运动的领导人开会，而他们只有越过日军占领的公路和铁路才能抵达。然而当他们终于抵达西安时，霍格和他的同行人却几乎感觉不到平静。“我们对于所住的旅馆里居然有奢华的自来水和弹簧床感到很震惊。我们将脏衣物堆在角落里，并暗自期望里面的东西不会跑出来。然后我们爬上白色的床单，梦想着早上一起来能吃到抹了黄油的面包和热腾腾的咖啡。然而，我们是被防空警报器给惊醒的。”
一天，一名自称“波”的年轻人来到宝鸡并要求见一个名叫霍格的外国人。他想找个人，一个外国人来倾听他的故事。霍格同意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波的真名叫做s.h.郑。他的父亲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中国洗衣工人，并娶了一个美国女孩为妻。当波长到15岁并成了班上的佼佼者时，他的父亲决定让他担任他们中美两边家庭的联结人。因此，他父亲将他送往广东奶奶家，并且要求他以后要娶一位漂亮的广东姑娘为妻。
从两方面来讲，波并不幸运。首先，他极度讨厌他奶奶介绍给他的那位漂亮姑娘。其次，当他刚踏上他父亲出生的领土时，日本军队就已经开始袭击上海了。为了争取他所谓的民主萌芽，也为了躲避婚姻的绝望，波以他能想到的最安全的角色——司机——加入了中队。当日军沿着长江进军时，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高中生正开着一辆满载弹药的卡车穿梭在敌人的炮火、埋伏及雷区之中。那时他已经17岁了，而加利福尼亚州梅赛德斯的约翰·缪尔高中对他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
雪上加霜的是，他以身作则，公然抨击军队中的。他拒绝加入“敲诈”组织，此组织的司机们处处勒索当地的百姓并将物资拿到黑市上去卖；他不抽鸦片，也不跟随同伙的司机们去妓院。这些使得他在那个团体中并不受欢迎。他被诬告为罪恶的杂种甚至是间谍，因此被抓进监狱。他逃出监狱并偷出他的那辆卡车，然后一路向北，最终到达秦岭。在那他听说有外国人在照顾中国的孤儿。
波直截了当、毫不修饰地向霍格诉说了他的问题。他到中国本来是想寻找他的家族根源的，然而在他烦恼鸦片及是否该屈服的日子里，他看到的中国人却是“与他预期的完全不一样。”
霍格自己年轻时的理想主义棱角早已被战时中国的恶劣环境给磨掉了，因此他对波的不幸遭遇感到无比同情，但是他仍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希望：
然而，与波一样，霍格也认为在政治家的花言巧语及媒体报道的关于为新中国的民主而奋斗的背后，民族主义者仍沉浸在暴力和的旧中国不可自拔。当波因收到父母的来信、指责他背叛自己的祖国而愤怒时，霍格也由于收到了家里来信祝贺他为建造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付出的努力而感到愤怒。
霍格将波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为他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办公室找了一份工作，并计划着通过美国在重庆的领事将他遣送回国。他们俩经常漫步于山上，讨论中国为摆脱封建主义历史的挣扎以及中国文化里的“爱面子”问题。
然而不管霍格提供什么建议给这位年轻的亡命者都不管用。波在一个清晨写了一封告别信便开了一辆卡车南下了。霍格此后再也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他了。几个月后，霍格收到波在加利福尼阿亚的女校长的来信，信上说她们将计划从香港将他遣送回国。
一路上，对于霍格来说，不管去哪里，启示录里面的四个骑马师中都至少有3个陪在他身边。到1942年，战争已经夺去了几百万人的性命，几百万人无家可归。火上浇油的是，瘟疫及饥荒席卷了广大的受苦群众，又夺走了几百万人的性命。霍格发现，在他经过的城乡各处，过去的几个月内半数的百姓都死于斑疹伤寒症、伤寒、回归热及流行性感冒。在国内的一所大学里，几乎一半的学生染上了肺结核并且营养不良。
1942年8月，黄河在潼关爆发洪水，因此霍格被派遣到那监管一项救济项目。此次洪水爆发的导火线是几百里以外、处于上游的甘肃省的暴雨。然而问题的核心却在于几个世纪以来的森林采伐。森林采伐一直以来、并且仍然对中国的洪泛平原造成了循环的破坏及不可计数的死亡。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农民就在中国的两大水系——黄河和长江旁作业，并将木材作为用之不尽的燃料供应。森林逐渐减少，山顶失去覆盖，使得夏天的倾盆大雨直接涌入山谷，剥去了山上的表层土并将其堆积成河床。无可抑制的，水位线涨高了；尽管修筑了堤坝，然其经常被洪水淹没，因而河道也不停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