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亲眼见证了这一恶性循环：
大量洪水涌入整条河流。“中国的伤心河”不会改变路线。两条河流的水量饱和，所以一旦河床降低，河水就冲上岸。这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居于水面数英尺以上，现在却被10-20英尺深的水覆盖了15个小时，水流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足够把北边70英里处陕西煤矿里的大块煤炭冲出，然后将数百万吨煤沿路撒在淤泥之中……
一切都遭到破坏。这一带所有房子都由土砖建造，就这样“变成了黄河淤泥的组成颗粒，他们的椽也随波流至下游”。洪水退去之后，幸存者们又面临着新的危险：
然后日本人就开始用大机关枪从河对面疯狂扫射。他们要往山上撤退，此举只是为了掩护，他们想我们会借助河流上的漂流物渡过河去；同时我们也在想他们会利用漂流物过来袭击我们。事实上，双方都被洪水伤得不轻，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
从洪灾逃亡的人群中，霍格发现了一位老年妇女。她是因为那次破坏堤坝阻止日军进攻的战略决定而逃到这个地区来的。她抓住自己的孙子，慢慢爬上屋顶，最终还是被洪水冲走。通过某种方式她漂浮在了喧闹的水面上，同时设法紧抱着孩子。半个小时以后，她停靠在10英里的下游，怀里是一个全身湿透、非常生气、但却生气勃勃的小孩子。
霍格说，她对着黄河哈哈大笑，说：“我已经从他手里逃脱两次了。他不行的！”他在为《新政治家》写文章时，引用了她的话。
这是一个罕见的生存故事。在其他地方霍格只找到在洪水中死去的故事。他遇到了刘藤清5，她把自己绑在牛车上活了下来。
她说：“洪水到来之前我们将车系到一棵树上。但是我们村是个新村，树很小，洪水将树和车一起冲走了。我怀里抱着我的小儿子，但是我吞水太多了，神志不清，就松开了他。我爹爹、丈夫、两个孩子都淹死了。”
村民们收拾了他们活下来的牲畜、财产以及捡到的煤，开始重建他们的家园。天性乐观的霍格从周围的死亡和破坏之中看到了希望的信息。
虽然数周以来我见过很多饥饿、悲惨和破坏的场景——感觉就像整个德国纳粹空军从苏联前线撤退去轰炸平民国家的每一个村落——我仍然兴奋的雀跃。现在我了解了。我明白这些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无论脑满肠肥的封建官僚走到哪步田地，他们都会留下来重建家园。我感到精神为之振奋。我等了很长时间……突然间今天发现人们比我或其他人将他们想像得要英勇得多，他们英勇的方式非常普通。
虽然战争已经进入僵局，空袭已经成为霍格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以至于他的新闻报道或是家信中都只用寥寥几笔带过。
我的日记仍然非常有意思。那天有空袭，正好我在这座小城（宝鸡）外面，在安全距离看到了全过程。两架漂亮的银鸟飞来，教堂风琴的黄铜奏出嗡嗡的音乐……然后房屋之间开始跳出火焰，一束土和烟的喷泉喷上来，发出美妙的低吼声。
我们回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哭声恸天。两枚炮弹正在落在穷人居住的山腰处的两处窑洞的洞口。他们盖不起房子，但是他们想住这里至少是安全的……他们很高兴可以在空袭的时候去邻居家躲避。我们往里望去……地上躺着10具残骸。两个小孩子已经被埋在了外面的小弹坑中，一个男人在清洗尸体并为其更衣，女人机械地呻吟着，哀号着。
霍格的足迹西至甘肃省会兰州，东至洛阳，南至临时首府重庆。
到1942年，大部分被战争绊住的外国人都离开了。留下的人中很多准备离开，甚至传教士们也准备走了。霍格却没有这样的计划。他很清楚自己已经找到了家。“如果我必须选择一个生活之地，我想我会选择留在这里。我有很多朋友，我们在做伟大的工作。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现在家里的消息变得非常少。到1942年5月为止，霍格已经有11个月没有收到任何英格兰的来信。上一封家信中父母说玛芙·亨特生了一个女婴，还有她现在已经分居的丈夫安德鲁因为在空军海防总队的表现获得了飞行优异十字奖章。
他过去常常收到家人和朋友的来信，他甚至曾经受到过他曾经偷过车的以前法语老师特里小姐的信，现在这些信都停止了。国内战争让人们无暇给远在中国的朋友写信，通过香港的邮政业务也在日本占领香港之后停止了。
剩下的只有东南部重新开通的滇缅公路，以及北部穿越俄国的旧丝绸之路。这两条路都不可靠，随时可能关闭。这就是日本切断中国与外界联系的政策。
海外邮政业务的退化是中国政府最微不足道的问题。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商队路线的控制，这给中国的联合政府带来了战略危机。工业合作组织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