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3年中，孩子们将和这位英国人一起生活，他是他们的父亲、校长和医生。霍格给他们编号：最大的叫老大（一号），然后是老二（二号），老三（三号），老四（四号）。他们先是在宝鸡上学，后来转到60英里远的双石铺培黎学校。除了老四，其他人都对“高鼻梁的陌生人”保持着鲜活的记忆，他带着硫磺和消毒剂进入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停的洗澡来去除虱子和疥疮。他们在孤儿院的食物主要是大米，在学校可以吃到蔬菜，偶尔还会有肉，这显著地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增加了他们的体重。从这时起，霍格的家信中几乎永远会提到他收养的孩子们的巨大食量。
老三的两颗门牙掉了，看起来非常好笑。老四越来越胖，直到我们不再想他是否应该这么胖。胖会有极限吗？他们两个都在花园帮忙呢……给西红柿搭一个竹栅栏（中文里西红柿=洋柿）。老四找到了一颗非常大的豆，拿来给我看，提议我们午饭的时候买点肉炒着吃。他生活的最大目标就是变得更像个球。
霍格的母亲一次次提到他需要找个老婆，而且在谁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上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而霍格领养这四个孩子正好突出了他母亲这些建议的有用性。他说：“您和芭芭拉（他的姐姐）真好，为我找这些妻子，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去把她们娶回来。我的四个儿子怎么办呢？”
显然，到1942年的时候，凯瑟琳已经是非常想他的小儿子回家了。当时他27岁，已经离家5年了。凯瑟琳利用霍格已经75岁的父亲身体不是很好的事实，说他的父亲非常非常想在有生之年见儿子最后一面。霍格却不以为意，漫不经心地回到：
1942年7月24日
想到爸爸抱着再见我一次的希望而努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75岁难道还年轻吗？我认为我只有25年的活头了呢。
霍格看起来和他父亲并不亲近。他很少提及他父亲，只是认为他是“迷人的英国绅士的典型代表”。
从1941年到1942年5月霍格被任命为双石铺的培黎学校校长，他一直是宝鸡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检查员。这个小镇坐落在西安西边140英里远的一群山峰脚下，起初人们认为这个地方在日本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外。在战争的前几年，每周都会有难民车从东部驶到这里。火车车厢里都挤满了人，甚至火车发热的金属车顶和车厢下面的主梁上都有人扒着。
火车穿过巍峨近乎不可逾越的秦岭，驶入遥远又荒凉的西部地区。难民们纷纷在宝鸡下车，在这个位于东部大门之外的迅速膨胀的贫民窟中寻找容身之处。在1939年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霍格看到这些难民试着搭建小屋，沿着山坡方向寻找容身之所，写到“有些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就在铁轨旁满是尘土的平地上一坐就是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卫生设施，也没有人来将死者安葬。”
18个月后当再次返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霍格发现这里完全变了一番景象。原来破旧的难民营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比城市本身还要大的郊区，“房子更高了，建的也更好了，主要的街道也变得宽阔，路面也变得更平坦。虽然是清晨6点，刺骨的寒冷，但是街上已经响着锤子和锯的声音。建筑工人们一边筑着新的泥墙，一边欢快地低声交谈。”
这些转变都归功于这里的地方官员王峰杰。一天清晨，霍格看见他站在警察局的台阶上，“看起来很粗犷，身材矮胖结实，穿着睡袍，头发乱糟糟，胡须也未刮。”他正看着自己的手下拖拽着一个被宣告有罪的人去执行死刑。这个带着手铐的囚犯跪在地上，哀求宽恕。王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个人就被拖去执行了死刑。“他杀了一个人”，王看见霍格惊骇的表情如是回应道。
宝鸡终不是避难的理想地，而东部郊区的那些新街道和房子也没能在战争中留存下来。到1941年，日本空军已经轰炸到西部离海岸1000英里处的兰州。宝鸡是一个铁道交合处，也是西安西部丝绸之路的第一个主要中心，因而受到了频繁猛烈的攻击。
按照通讯社的要求，霍格用简洁未加修饰的语言向美联社报道消息。当他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写信的时候就会转变风格。但是霍格的一些对空袭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余殃的描述却显得对人们遭受的苦难无动于衷，可能是因为轰炸和平民伤亡在此时已经变成日常生活：“昨天27架非常漂亮的飞机飞到宝鸡。它们看起来很好看，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很好听，就像是在进行亨顿空中表演，直到这种像板球变旧时发出的哨子般的声音开始嗖嗖地发射炮弹。”
霍格钻进了城墙里的一个洞里，但是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另外一个洞里躲着100多个妓女，但是洞穴没有那么结实，最后她们被埋在了其中。在几乎每周都能听到类似的故事的情况下，我真想知道为什么我还要给你们说这个？只是规模更壮观。可能是因为空袭过后出去，看到我们小小的城镇里的一条街道上处处燃着的火，还有坍塌的土墙或是木屋，以及一堆堆的残骸，我想到这种情况在伦敦市内发生的可能性仅为1%。
虽然霍格目击并描述了许多这样的场景，而且其中有几次他自己都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他最终幸免于难。他甚至在非常古怪的情况下患了炭疽热。他参观了一个制造刷子的工业合作协会，买了一把猪的鬃毛做的须刷，因而感染了这种疾病。一般情况下如果得不到快速和先进的治疗，炭疽热是致命的，但是霍格和往常一样活下来了。
卡尔·迈当斯是当时被派到中国的《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中的一名，他也成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941年卡尔来到宝鸡拍摄当时正在进行的合作运动，并拍了一系列关于乔治·霍格的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中，霍格头戴草帽，露出微笑的表情；而霍格在另外一张中却打扮得非常整齐，头发也被精心地向后梳。没有任何文章对照片做出说明，但是卡尔和他的妻子谢莉都成了霍格的好朋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