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黎建立了强大的同盟，来发展农村合作运动。在上海的时候，他对于的同情就已经为国民政府所知，但是1940年要紧的是反抗日本的联合战线。国民党安全组织可能将艾黎视为彻底的代言人，而非国民党的“外国友人”，但是当周恩来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分子时，这一切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任何情况下，宋美龄以及英国大使都在支持艾黎“合作运动”的大军之中。他不仅是这一运动的创立者，还是其驱动力。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政治评论作家，他将合作运动作为对任何一个愿意聆听的美国记者的民主试验。当艾米丽·韩说：合作运动的宣传工作比当下的真实情况要超前一步时，她一定想到了路易·艾黎。
艾黎极大地影响了霍格后来在中国的岁月，并将其视为自己要保护的人，虽然他们之间关系的定义霍格从未承认。霍格也没有意识到，艾黎是一个神话制造大师，他总是将其不寻常的生活故事改编来适应其观众的口味。从霍格的通信和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艾黎讲述给他的故事并非全部属实。
1897年，艾黎出生于新西兰北坎特伯雷附近的斯普林菲尔德村庄。根据一位毛利首领的名字，艾黎被命名为“路易”，这位毛利首领在19世纪60年代土地战争抵抗英军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当地已经成为神话。艾黎在农场上长大，但是在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成为基督堂市一所学校校长，他也随之搬迁。他哥哥埃里克加入了新西兰远征军，一直在法国作战，1916年战死沙场，这一事件促使艾黎参军。经过培训后，他在伊珀尔突出部度过了1918年的1月到4月。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经历了堑壕战的恐怖，两次受伤，被授予军事奖章。因个人的英勇行为，他在1916年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的英勇行为不足以使他获得服役优异勋章。在残酷的堑壕战中，英勇程度很难界定，但是艾黎一定展示了真正的勇气。
回到新西兰之后，他度过了6年孤独的岁月，在北岛塔拉纳基郊外的与人共同拥有的小农场上苦苦谋生。1926年他离开新西兰奔赴中国。奥克兰的报纸上充斥着有关中阀、国民党以及运动之间的内战的消息。艾黎厌倦了务农，对中国充满了好奇。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游客都被吸引到了上海。
1927年4月艾黎到达上海时，正值国民党和弱小的第一次合作以大屠杀告终而破产。蒋介石发动“白色恐怖”来毁灭这个新的政党，成千上万的员被当场处决。到达不久，艾黎就亲身体验了恐怖：“我看见5个没穿衣服的青年男子被绑在柱子上。就在我的眼前，他们被推倒在地，一位军官下马，朝每个人的脑袋开了一枪。第二天，我在报纸上读到消息，称他们是“企图组织工会的年轻煽动者。”艾黎就在这一刻决定了要从政，然而奇怪的是他没有在自己的家信中提到这一事件，而是多年以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了记载。
大多数恐怖事件是在欧洲人视野之外的中国区发生的，中国区满是棚屋，人们在贫穷和疾病中苟延残喘。与之相比，国际租界区的生活可以算是奢华，即使像艾黎这样生活水平相对算低的人也是如此。他加入了城市消防队，开始学习普通话和马克思。他反对剥削童工，尤其是将农村孩子买入该市的成千上万个车间里为奴。
艾黎矮壮结实，淡黄色头发，大鼻子，在日本占领上海前已经为上海人熟知。他曾任上海市理事会的首席工厂检察官，当任期间为了该市的穷人的利益而战。他的人道主义工作延伸到了广阔的处于洪灾和饥荒的上海。30年代初新西兰的出版界开始出版他的图书，他在上海也开始小有名气。他的朋友圈有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以及像拉尔夫·拉普伍德先生这样的著名传教士。奥登和伊舍伍德在旅途中探访了他，并且说服他带着他们参观医院与贫民区。
日本在1937年毁掉了上海的工业，这促使艾黎向其下个十年的使命进发。他抛弃了在上海的安逸生活，离开了他的英国爱人亚历克·坎普林——此人后来回到英国——第一时间搬到汉口追求他的合作目标，然后又来到重庆。
在艾黎从工业合作运动主席技术顾问的职位上被解雇以后，他就一心一意地发展以约瑟夫·培黎的名字命名的技术培训学校。培黎是一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90年来到中国。培黎最初设立了一个项目，要将年轻的中国人送到海外进行技术训练。考虑到海外旅行的困难，尤其是在日本参加世界大战以后，艾黎想到在中国发展此类学校，学校招收战争孤儿，然后把他们培养为熟练工人，为合作运动服务。培黎已经成为了艾黎的导师和朋友，在1932年长江流域洪灾之中与其密切合作进行人道主义救济工作，3年后培黎死在中国。
作为对培黎的纪念，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从传教士筹集经费，艾黎决定建立一所技术培训学校，以培黎的名字命名1。在这一行动背后有着政治动机：如果学校以一位著名的美国传教士的名字来命名，就更容易阻止国民党对学校采取行动。1941年，在一个位于陕西省宝鸡西南60英里处的名叫双石铺的村庄里，第一所学校成立了。刚开始的效果却异常糟糕，校长们来了又走。他们都是在当地招募的中国人，对于65个桀骜不驯的男孩子，他们缺乏培训、灵感以及品性。他们对学生进行严重的惩罚，资金也不翼而飞。艾黎开始四处招募下一任校长——第八任校长。
艾黎在重庆见到乔治·霍格时，可能将他视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很合适的钥匙。但是正如他之后的人生展示的那样，艾黎是一个政治动物，在中国的政治雷区像螃蟹一般谨慎行走。他不希望人们公开的看到他提携一位年轻、缺乏经验的英国人，他还怕自己的声誉会毁掉霍格的未来。因而，他尽力使得英国大使和宋美龄注意到霍格，并且利用他们抬高霍格的声名。然而他的计划可能过头了，一年之后，工业合作运动中要提拔霍格作为校长的人罢免了艾黎的职位。
霍格仍然没有意识到艾黎的计划。1940年秋天，霍格离开重庆，孤独而忧郁地继续他的旅程。不管是因为轰炸使他对于联合战线的政治欺骗感到幻灭，还是因为女朋友任不在身边，事实是他非常思乡，急切地想得知哈彭登的消息。他给自己的父母写信，恳求他们回寄给他他们的消息，以及关于一切的剪报：“这是我最想得到的。”信中也有对父母的责备。一位美国熟人给他寄了美国传媒对于中国冲突的剪报；家人为什么不给他寄相似的东西？他尤其希望得到姐姐罗斯玛丽的消息。
罗斯怎么样？我们家人真奇怪，从不相互写信。上次，在火车上，一个人看看我的眉毛，说：“你的眉毛长得太散。这表示你跟自己兄弟们的关系太疏远，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离你而去。”我自尊地回答他说，声音里带着冷冷的英国式的保守。可能对于中国眉毛长得散的人来说是这样，但是在我的国家，在英国，事实不一定如此，我的3个哥哥都高大可靠。然后他问我，我的父亲多大了。幸亏我还记得最近5年的事情，才让他对于我们家庭的所有诽谤终止了。
消息真的来了，但来的却并非什么好消息。霍格的旧日校友罗伯特·纳尔逊去世了，霍格非常悲伤，在一次家信中怀念他：“罗伯特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他知道如何鼓励新手，适当打击自作聪明者，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冷静。”霍格认为他的朋友展现了最棒的公立学校精神；但是当他谈到他的“公平比赛、判断能力、饱含理论和交谈的嘲笑……在外表之下藏着理想主义”时，他一定是在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