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用严厉来形容斯宾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真把他比作是一位父亲，那么他的孩子的死亡率可能是相当高的，对于跌倒的孩子他不会伸手去牵扶一把，而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至于他的内心是不是充满了关爱，对事实的结果并无影响。
以斯宾塞的名字为标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这样在各种目的的反复辩论和宣传下变得越来越清晰，并渐渐成为不讨人喜欢的理论。其所阐述的原则听起来充满了冷漠的恐怖情绪，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起来当成是杀人的利器。
杀人者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找到了极好的借口，其中的代表是提出胚胎重演律的海克尔。他本身是一个动物学家，生物进化的系统树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在科研之余也喜欢思考问题，于是披了一个哲学家的名头。虽然他更相信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理论，但仍然向德国引入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然后进一步蜕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趸。他在《生命奇迹》中写道：“我们的文明国家人为地养育着成千上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比如神经病者、麻风病人、癌症病人等，这对这些人本身和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好处。”他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视为社会的废物和累赘，并坚定地到处宣传德国优越论，把英国、法国、俄国及意大利等统统不放在眼里，甚至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发表宣言说：“高等人与低等人之间的差别，要比低等人与高级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
海克尔是当时德国学术界的权威，他说的话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这番言论使他顺利坐上了“纳粹主义的铺路人”的宝座。他毫无保留地支持独裁和侵略，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虽然让他很沮丧，但他并没有反省自己，而是宣扬要继续战斗，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德意志民族的人种健全。
海克尔与斯宾塞不同的是，斯宾塞更看重自由发展，反对人为的控制。海克尔正相反，因为在学术上倾向于拉马克，所以更相信人类能够把握自身的方向，并积极影响自己的未来。这种雄心勃勃的进取在个体发展上并没有大错，但用于国家层面，则是一场血淋淋的悲剧。
海克尔虽然在1919年就死了，但希特勒已经在他的理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了。其实希特勒的帮凶还不止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优生主义和种族歧视理论才是真正喋血双煞。
优生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指为伪科学的，早些时候也挺受人尊重的。很多人情不自禁地相信，骗子的儿子仍然是骗子，无能的饭桶的继任者只会是另一只饭桶，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另一句话则更通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当政治家们用这些东西来作挡箭牌时，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了：那似乎是生物学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社会问题。这是政客们嘴里最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一。
达尔文的那位表弟高尔顿，在达尔文的支持和鼓励下，首先提出了优生学理论。他主张：应该像培育优秀作物和家畜那样培育优秀人种，以获得更强大的竞争优势。高尔顿也曾四处游历，学识同样广博，写了很多东西，提出很多理论，其中以其对“优生学”的名声最大。他通过大量的家族调查，对人类智能和遗传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费了很大的力气，结果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智力是可以遗传的。由于热情过度，他对贵族家庭的研究最终陷进了种族歧视的深渊，明确声称“法官的才能往往是遗传的”，“优秀种族”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天生优秀。在高尔顿的眼里，贵族的后代往往聪明智慧、身体健康、仪容美丽、道德高尚；而下等家族则一贯的愚昧、有病、容易犯罪，此外就是弱智和低能。
高尔顿的结论在当时就受到了抨击，因为明显地他没有把后天的因素考虑全面。针对这一指责，高尔顿对研究工作进行了改进，生物统计学也因此得以完善，一举奠定了一门重要学科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为自己的理论服务，高尔顿于1904年创建了优生学国家实验室。优生学看上去越来越像一门正经的科学了，它的研究目的说白了就是，让优秀的人多生孩子，而穷鬼们自然要克制一些，少生一些，有问题的人，比如精神病患者，则干脆不让他们生孩子。
在优生学的考量下，百姓被轻而易举地分为上等公民和下等公民，划分的标准是个人财富的多少。
可是，财富只是一种人为标准，在生物学领域这一标准是不存在的，其他生物们从来不去银行存款，它们只看谁能留下更多的后代。以此标准反观人类社会时，会发现一条极具讽刺性的现象：社会精英在殚精竭虑地狂挣社会财富，花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的时间大为减少。
看到了财富并不是成功的最佳标准后，高尔顿提出一个修正方案，应该以个人的实际收入情况来衡量成功的大小，从而把父辈的财富造成的假象排除掉。他以为，收入越高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但同样地，这种考虑没有照顾到生殖能力问题。一个毫无性能力的亿万富翁，从生物角度来看，无论如何算不上是成功者。当那些富翁们坐在百万俱乐部里态度雍容地谈论着高级奢侈品时，他们忘了，他们没有留下足够多的后代；而另一些人，或称为穷人，他们却什么也不做，百无聊赖，整天只是生孩子。如果这样搞的时间长了，社会整体素质将会大大降低。优生主义者们为此而忧心忡忡。
生物学家的考虑更全面一些。华莱士也对财富不均与生殖能力不对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富有的男人不一定满足生物学的成功标准，而且极有可能因为挖空心思地挣钱而过早阳痿。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他们的富有而给女人造成了一种成功的假象，于是对配偶的选择不再是根据体格而更多的是根据挣钱的能力，这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华莱士正是据此支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按照社会主义的设计思路，政府会尽最大努力让所有公民的工作机会和财富收入大致均等。这样一来，男男女女在挑选对象时就不会太在意对方的经济地位，强壮的体格将被重新提升为关注的焦点，猛男美女才会再次遍地横行，人种素质因此而得到猛烈提高。
可惜华莱士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理想在一些国家的具体实践效果，权威政府具有强大的力量，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令人发狂，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长时间完全左右人性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