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培根信誓旦旦地告诉世人“知识就是力量”时，他没有保证这种力量可以用于何处。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一知半解的文化则更是可怕。
希特勒(adolfhitler)无疑是有文化的，他不但演讲极具煽动性，而且诗歌散文写得都不错，更懂得一些自然知识。他曾面无表情地对追随者们表达其对自然选择的认识：上天造丰饶万物赐给人类，但他们必须自己不断努力进取，上天并没有将食物放进他们手里。一切都非常公正、非常正确，因为正是生存竞争导致适者生存。
在抨击希特勒犯下的罪行时，有些人也曾注意到，他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坚实的心理基础。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原因或者说是借口，就直接源于臭名昭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提倡严格的优生学，也是以生存竞争作为所谓科学依据的。这个极具领袖气质的狂人相信，不断的战争可以使人类更加壮大，用整齐对仗的中国文字表达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在达尔文系统阐述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之前，“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已存在，只不过没有被正式冠名而已。马尔萨斯从人口学研究的视角审查了自然定律对社会的影响，吹响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的号角；斯宾塞在1851写成的《社会静力学》则以生物科学的名义对社会现象进行了大量分析。次年发表论文《进化的假说》，首次提出社会进化论思想，而此时达尔文还没有开始写他的《物种起源》。
其实达尔文本人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人类起源与性选择》一书明确地把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运用到人类身上，成为这一理论的标志件。他明白地告诉读者：“不应采用任何手段来大幅度减少人类增长的自然比例，尽管这种增长会带来许多痛苦；应当让大家公开竞争，而且应当消除所有会阻碍最能获得成功与最能养育孩子的成功者的种种法则和习俗。”
这话说白了就是，不要计划生育，不要在出生前就消灭弱者，而应当让他们出生下来然后被残酷的竞争所消灭。这虽然让人感到痛苦，但权且让他们作为成功者的陪练吧。最后一句话则更是埋有优生学的种子。
只不过人们实在不好意思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罪名加到尊敬的达尔文身上，与他同时代的斯宾塞只好成了替罪羊。
斯宾塞是一个博学而长寿的学者，胡子很乱，脑袋很光。与达尔文类似，他也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而保证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以广泛阅读并胡思乱想，有什么想法就写下来，就这样成了思想家。因为活的时间长，所以写的作品也多，他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在教育、科学、铁路工业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插上了一脚，他出版了《心理学原理》、《第一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人与国家》等一大堆皇皇巨著，弄了很多博士院士的头衔，甚至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因为文笔优美，他在1902年还被提名竞逐诺贝尔文学奖，结果败给了受到铁血宰相俾斯麦力挺的历史巨著《罗马史》的作者蒙森(theodormommsen)。对于一个博物学家和哲学家，还有对铁路工程师来说，这可算是虽败犹荣了。
斯宾塞很欣赏达尔文的理论，与达尔文的忠实追随者赫胥黎也是终身好友。达尔文去世时，他不惜打破惯例，专门去教堂出席了达尔文的葬礼。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对他的影响自不待言。他把社会看成是一种自然及生物现象，当然完全可以用进化论来加以考察。
很多年以后人们提起斯宾塞时，往往把他当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名声臭掉以后，斯宾塞当然也受到了影响。至今人们对斯宾塞的看法仍有很大差距，有人把他捧上天，有人把他踩下地。一种观点认为，斯宾塞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对抗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相信人类最终可以走向自由和平等，直至到达理想的彼岸。而反对者则把他看成一个残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指责他倡导暴力斗争，对社会弱者毫无怜悯之意和同情之心。
为分辨这些问题，有必要先观察一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质主张。
斯宾塞首先从发育生物学中借用了“进化”一词，从此慢慢替代了达尔文所用的“演变”。“进化论”这一名词的广泛传播，也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以为生物的演变是有方向的，是向着所谓更“高级”的方向“进化”的。不过，这种错觉造成的问题并不严重，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读者对这一学科的理解，虽然是略带有偏差的理解。
但斯宾塞创造的另一些词如“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却出了点问题。这些词很漂亮，简洁得让人听起来后背发凉，似乎也一语道出了自然选择的真谛，但应用于社会现象时，得出的结论也是极度无情的。斯宾塞明确指出：社会中的无能者必然贫困，做事轻率的人肯定会受到更多的挫折，而那些懒惰的家伙则注定要挨饿，勤奋的人当然会占有更多的资源，愚蠢的笨蛋明显是可以用来嘲笑的。这些现象正是“适者生存”。
因此，斯宾塞不认为政府简单的救济政策对穷人会有什么本质上的用处，虽然他真正想表达的似乎是：“适者生存”引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发人们的潜能，会催促人们不断奋斗。在此基础上，人类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变得更加勤勉自律、善良理性，并充满了正义感，成为更高意义上的人。
可见斯宾塞的理论是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