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赫胥黎开始实践自己要为达尔文做斗犬的诺言，他开始针对性地写反驳文章，但这种缺乏当面交锋的论战缺少火花与激情，很快被人遗忘。
正面交锋的机会终于来了，1860年6月27日，英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在牛津召开，开会第二天，在动植物组分会场上，赫胥黎开始对欧文发难。因为欧文声称，通过解剖学研究发现，大猩猩的大脑与人的大脑之间的差别很大，超过了大猩猩与其他动物的差别，也就是说，不应该把万灵之长的人和这些低等动物放到平起平坐的位子上加以比较。这一说法令赫胥黎很不开心，赫胥黎相信猩脑与人脑之间的差距不大，是两个非常接近的物种，这一观点支持达尔文的理论。
所以赫胥黎接下来毫不客气地回击了欧文，这个家伙用非常不礼貌的语气嘲笑欧文说：“即使我能证明大猩猩是他们的祖先，他们也不会害怕。”
这次会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争斗仍在继续。欧文提出了一个解剖学上的证据来证明人的优越性，即人的大脑中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小小的海马状的回转部位，称为海马回；而在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脑中则没有这个结构。这一区别可以充分说明人的独特性，并证明人与猿之间在结构上不存在所谓连续性。所以人不是猿进化而来的产物，人类大可为此而感到骄傲。
赫胥黎正在写作专著《人在自然中位置的依据》，他有足够强大的资料表明，所有的猿都有海马回，人脑和猿脑之间存在明显的连续性。这场争论曾引起全英国的关注，后来终以赫胥黎获得全面胜利而告终。当有人劝赫胥黎对欧文进一步攻击以把他的理论全部打倒时，赫胥黎感叹说：“我们的生命太短了，不能将已经杀掉的再杀一遍。”
其实这两个人一直就是宿敌，正是赫胥黎把欧文从英国动物学会和皇家学会委员会中用投票的方式挤了出去。后来欧文只好放弃科研工作，去大英博物馆自然史部上班，并为创建伦敦自然史博物馆付出了大量努力。在做好博物馆工作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对老对手的嘲笑和报复，他四处游说批驳达尔文的理论，并强烈反对为达尔文和赫胥黎修建雕像。当自然博物馆不得不摆上这两个人的雕像时，无可奈何的欧文只好在雕像的摆放上做了点手脚。在他的地盘上他有这个权力，他把自己的雕像放在博物馆大厅最显要的位置，而达尔文和赫胥黎的雕像则被摆在博物馆开设的咖啡店里，整天脸色严肃地看着那些啃面包喝咖啡的客人们。
这次会议上，欧文只一个回合就很快败下阵来。第二个出场的就是牛津教区主教威尔伯福斯，因为善于论辩，人称外号“油滑的山姆”。
在会前，欧文就和主教商议好，要借这次机会把生物进化理论彻底从生物学界清除出去。这个消息早就传了出去，温和的达尔文可能预见到了这场争吵，所以没有出席会议。据传本来赫胥黎也不想出席此次会议的，他怕受到那些虔诚的教士们无休止的攻击，是在胡克的劝说下才披挂出征的。
科学大会还在继续。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听众赶来听动植物组的讨论。这些人大致都是有目的而来的，他们估计到这次会议上会有人操事，所以看热闹的人比科学家多一些，先后来了大约七百多人，小会场坐不下了，于是搬到新落成的牛津博物馆继续开会。
当几位科学家读完自己的报告以后，威尔福伯斯主教站了起来，主教长期滔滔不绝地教育信徒，已练成了一副辞藻华丽的好口才，而且他精通数学，也略通地质学和鸟类学，是当时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副会长。为了维护正统的教义，主教以非常轻蔑的语气谈起了进化论，猛烈攻击达尔文的学说以及达尔文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