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当时人们对自然探索并思考的必然产物，特别是地质学的进步和大量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为进化论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中国早就有沧海桑田的说法，表明我们相信地质变化的理论。但我们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变化时间表，也没有产生“剧变论”和“渐变论”的对抗，我们只是认识到了“变”的存在，然后就没有心思再去细究其内在的深层含义了。写诗作词搞绘画，才是作为精英阶层的士大夫们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西方则在这方面体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古希腊的哲人们已经知道，高山必定出于大海，在严谨研究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地质学这门学问。这是两种文化习惯的一个典型差别。他们喜欢以客观化和标准化的方式刨根问底，而我们则是风流潇洒、浅尝辄止。
但是，在达尔文之前，西方地质学的研究成果大部分被拿来解释上帝的工作，他们从地质上寻找证据，来支持《圣经》中上帝创造万物的理论。所以，长期以来，地质学是神学的附庸。他们否认古老生物的存在，因为如果承认这些古老生物，就不得不承认这些生物现在已经灭绝了，教徒们对此在心理上不容易接受，上帝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生物，难道是用来灭绝的吗？所以，面对一些明显的化石图像，也只是被当成大自然随机形成的精美的图案而已，不具有生物学意义。
后来，出现了几位没有人云亦云的学者，坚定地指出化石必定是古代生物的遗迹。而且，发现的化石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只好把化石解释成大洪水中灭亡的生物的残留物。科学与《圣经》，仍然保持着暂时的一致性。
1795年，地质学家赫顿(jameshutton)出版了巨著《地球理论》，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使地质学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他为地质学研究制定了一个大的原则，那就是不要再把超自然力量引入到地质研究中来。自此以后，大洪水之类的“灾变论”和上帝之手的干涉给地质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
值得一提的是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塞奇威克(adamsedgwick)。他原本是个数学家，对地质学所知不多，在申请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职位时，受到了竞争对手的攻击，塞奇威克毫不含糊地加以还击，称他的对手“懂得很多，但懂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因为当时的地质学知识大部分是在为神学服务。塞奇威克上任后，加强了大学的地质学教学水平，使地质学得以与其他学科能在大学里平起平坐。
塞奇威克虽然半路出家，但仍然在地质学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把最古老的含化石的地质岩层时期命名为“寒武纪”就是由他提出来的。但塞奇威克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年轻的达尔文所起到的可能的启蒙作用。达尔文当时很不聪明，有一年夏天，塞奇威克指导达尔文进行野外实习考察，据说这次考察对培养达尔文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至关重要。仅此一条，塞奇威克也足以在地质学史上被提上一笔了。
随着地质学的进步，所得到的化石资料也越来越多，在《圣经》框架内对这些资料也越来越难以解释，相信上帝的地质学家们感觉很搔头。
这时，另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赖尔出场了，给神创论带来了更大的打击。
赖尔的年纪比达尔文大，是达尔文的好朋友兼指导者。这人无疑是个天才，17岁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数学和古典文学，两年后改学法律。毕业后却放弃了律师工作，一心从事地质旅行和研究，曾经对动物学也有较大的兴趣，后担任伦敦皇家专门学校地质学教授并当选为伦敦地质学会主席。1861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其学术巨著《地质学原理》继赫顿之后，开拓了地质学研究的新时代。
《地质学原理》于1830年5月29日出版，正式提出了地球演化的“均变论”。针对流行的“剧变论”，赖尔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地球地壳的变化不需要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或者巨大的灾变来解释，而只需要用最平常的自然力就足够了，比如风雨雷电，水流冰川，或者再来一些火山地震之类猛烈的运动，再经过长期积累，这些微小的变化最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珠穆朗玛峰就是这样一点点长起来的，曾经的渊洋大泽，现在变成了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的皑皑雪山。沧海桑田，就这样不停变换着。
中国人也早就看到“水滴石穿”的现象了。
这一理论对达尔文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读完这部著作后由衷地赞叹道：“读完这本巨著，我心中对赖尔充满了钦佩之意。”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对赖尔的工作赞不绝口，称赖尔在科学史上对自然科学进步的贡献仅次于康德和达尔文等人，打开了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口。
但赖尔只是把“均变论”限制在地质学研究领域，而没有、大概也不敢应用到生物学领域。这才给达尔文留下了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