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吕奉主任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跟我说：“警通连出的那件事，工地党委开会研究了。要求我们政治部会同管理处，先拿出一个处理意见来。你对这事是怎么考虑的？”
我是管干部的，吕主任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这是按正常的“路子”走。我知道他一定会问我，我早就琢磨了好长时间了，最后我的结论是：我还是不拿意见的好。
因为以前的那些事儿，导致我对王叔文和张丽华都没有好印象。按照我的真实想法，把他俩处理的越重越好，叫他俩再使坏。可不管是陈子华还是张思静，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情却又实在做不出来。而且想到张丽华将因此“倒霉”，我不知怎么竟然还回想起来她以前给我当班长的时候，对我的那些“好”。那时她真的挺关心我，也挺照顾我。所以我一下子又转了向，我想，王叔文就该“严肃处理”，张丽华嘛，给她一个通报批评，或者至多弄个警告处分就行了。
但是张丽华不倒霉，我的妹妹马卫青就没有出头之日，她就还得在张丽华的“铁蹄下”过那种度日如年的苦难生活。这样一想，我又转了回来，我想张丽华这次栽个大点的跟头也不错，就算她还是排长，可受过严重处分的排长，那权威自然也就会大打折扣，马卫青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
就这样转来转去、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我那善良的本性占了上风。我决定在这件事上不拿任何意见，也就是说，我不会给他俩雪上加霜。我知道，我的想法属于“妇人之仁”，搞政治斗争最忌讳这种东郭先生式的仁慈，而且这样的人也成不了大事。问题是我现在突然不想成什么大事了，我也突然就没有野心了。我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尽早转业回河阳，一门心思跟我的启明好好地过小日子。
今天上午，周启明从嘉安军分区值班室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说，周爸也是前天中午才得到的消息（比我仅仅早四个小时），然后昨天上午，军区政治部正式给他下达通知，让他尽早回河阳，军区首长要跟他谈话。尽管还没跟他正式谈，可他已经从别的渠道得知他实际上不是官复“原职”，他的新任职务是位于邻省环山市的环山步兵学校政委。由军区代管的环山步校是正军级，也就是说，周金兴实际上是提升了半级（他原来是副军级）。周金兴准备先把周妈安置一下，然后于明天上午坐嘉安军分区专门派出的小车回河阳。
周金兴的荣枯浮沉，以及这种现时代常有的“朝为座上宾，夕为阶下囚”（或者反过来，朝为阶下囚，夕为座上宾）式的政治上的翻云覆雨，竟然让我看开了很多。我的思想变得日趋成熟，我的心态变得更加平和。因此，我放弃了这个报复王叔文和张丽华的最好机会，我正儿八经地对吕奉说：“吕主任，我现在的情况有点特殊：他俩都是警通连的，我调出警通连的时间不长，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吕奉像是想起了什么：“哦，对了，你跟张丽华共事了很长时间是吧？”
我说：“是啊，有好几年呢。而且就在三个月以前，王叔文还是我的连长。”
吕奉说：“那倒没有什么。你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对你说来没有回避的问题。或者，你也可以提些建议，反正上报以前还要跟管理处研究。”
我说：“主任你肯定是已经有些想法了，我听你的，我没意见。只是话务排从唐园复员以后，一直没有设副排长。张丽华不动就无所谓了，否则的话，应该提醒警通连早做安排。”
吕奉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我还没想到。你是警通连出来的，又长期负责话务排，你比较有发言权。你看话务排下一步谁能胜任领导工作？”
我说：“就几个培养对象而言，马卫青比较成熟。她是70年的兵，当班长也一年多了。”
吕奉点点头，表示他记下了这个名字。
这次张丽华“出事”，对于马卫青是个很好的机会，可这个机会能否“落实”，还要看连里的态度。原来我在连里的时候，多次提出要提拔马卫青担任副排长，协助张丽华工作。秦平峰同意我的意见，但是王叔文反对，原因不言自明，是因为张丽华挡在那里。这一次马卫青的事情能否“水到渠成”，关键在于王叔文的跟头栽得有多大。
第二天上午，吕奉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份党委会记录，让我起早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王叔文、张丽华两同志所犯严重错误的处理决定”，另一份是任职命令。
我看了那份会议记录后，心里是又惊又喜又意外。我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我立即按照党委会的决议精神拟好了两份文件，于当日下午由工地主任马豫、政委杨次山正式签发，分送机关各部处、各施工工地、各连和机械大队。
“处理决定”先是概述了王叔文和张丽华所犯的严重错误，然后是这样一段话：为严肃纪律，以儆效尤，经250工地党委研究决定，给予警通连连长王叔文同志行政警告处分，免去连长职务，调任250工地施工设备器材仓库主任；给予警通连话务排排长张丽华同志行政记过处分，免去排长职务，调机关另行安排工作。
任职命令是两项，一项是任命林小春同志为250工地警通连代理连长；另一项是：任命警通连话务排九班班长马卫青同志为话务排副排长，代理排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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