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西部高原某省的一个冬天。
高原的温差极大，昼夜有十几度。白天，虽然寒风凛冽，气温显示零下十几度，但是太阳像一只悬挂在当空的炽热火盆，照得身上暖洋洋的。可是夜间，只要在外面多呆一会儿，手脚立即就会冻得失去知觉变成一块木头。
我们这一百多号新兵结束了新兵连的集训，成为这家陆军医院的“白衣天使”。我被分到了内科。虽然既不是“金眼科”，也不是“银外科”，但总比“窝里窝囊的妇产科”和“婆婆妈妈的小儿科”要好得多。
医院位于城市东北郊的一个小镇上，距市区有20多公里。周围除了一个军用机场之外，就是大片大片的麦田和没膝深的蒿草。那里种植的不是内地的小麦，而是一种叫做青稞的大麦，青藏高原特产。这种大麦做成的馒头或者饼子是类似咖啡色的，有点像内地的高粱米，但有点粘牙。。
不过，高原自有高原的好处。这里夏天很凉爽，气温从没超过30度，是避暑的胜地。这里也有蚊子，可高原的蚊子虽然个头大，却只知道围着人嗡嗡叫，并不咬人。
我们在这里虽不是与世隔绝，起码也是个独立王国。
分科以后，立即进行了上岗前的培训。共上了半个月的课。从人体解剖常识到打针换药，从铺床换被到导尿洗胃，基本护理知识满堂灌，然后，我们就从这个“速成护士培训班”结业了。结业考试，我是内科唯一一个第一名。
那天吃罢早饭，我和晓梅正急匆匆赶去上班，路过到办公楼前，看到很多人围在那里。晓梅挤上前去，一眼看到我的名字，大声叫我：“嘿，江亦然，你是第一名！全院总共三个并列第一!”
有点近视的我，站在人堆外面，看不清楚榜上的名字。
旁边的上海兵，人称“老齐”的，扯着粗重的嗓门，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嘿，真有你的，第一啊。我说你就该上大学读硕士博士去，在这里当护士真是浪费人才！”
老齐一点也不老，只比我大两岁。她块头大身体壮，身高一米七，做事风风火火，说话不加思考，直来直去。我私下里总纳闷，她爹妈生她时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怎么把她生成个女儿身啊？她根本就是个比男孩子还男孩子的人嘛，真正的假小子。
老齐的爹妈都是军医大学教授，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女儿能够继承父业，上大学当教授。所以，他们给老齐布置的任务是:努力争取上军医大。而我那当军分区政委的父亲，给我布置的任务是：一定要在部队入党。
我对老齐笑了笑。在许多人羡慕的眼光中，离开了人群。
“这种第一有啥了不起？我要是想考第一准行！这种临时突击的护士专业，有啥可学的？！”郑京丽傲慢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她和她的几个好朋友，一边走一遍不屑一顾地看着那个红榜。
军区司令员的女儿，就是这么牛。我心想。
护理报告是我们每个班都必须要写的东西。上班期间，病人的情况都要及时记录下来，尤其是一些特殊情况，必须报告清楚，以便医生及时处理。
上班后，林护士长多次表扬我的护理报告写得好，条理清楚字迹清秀。
我的字继承了我们江家的传统，字迹工整书写流利。这可不是炫耀的，好就是好。
郑京丽在底下散步说，我最会巴结护士长，是护士长的“红人”。
说实话，我是个死心眼儿一根筋，根本不会奉承讨好任何人。可护士长好像跟我很投缘。林护士长是浙江人，30多岁，人长得白白净净，虽说不上漂亮，但她五官娇小皮肤细腻，而且她做事有条不紊利利索索，有着南方人的清秀干练和反应敏捷。她老公是“窝里窝囊的妇产科”的科主任，而且是妇产科唯一的男性。当时因为“红色娘子军”芭蕾舞流行，我们都跟她开玩笑，说她老公是妇产科“党代表”，从而戏称她为“党代表夫人”。
另外，因为考试成绩好，加上护士长和鲁主任推荐，我是全院第一个上“特别护理”班的新兵。特别护理班，是护理危重病人的，工作难度大，不是谁都可以上的。尤其是新兵。所以，我被特批上特别护理，也成了一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