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年关，天气好像还不是很冷，但街道上的过年气氛却开始慢慢浓郁起来。商家该打的广告，该做的宣传陆陆续续的展示了出来，争彩夺炫；平日里街上店铺中的人流量也是渐渐多了起来，到了节假日那更是“簇簇人头，比肩侧膀”；就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企盼的日子也多是与那过节有关。这辞旧迎新过大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它是一年的结束与一年又开始的交更，四处都洋溢着团圆、喜气和快乐。身感心受，就在这个星期天中午，经过铁路的时候，看到了一大群人正围在一起爆米花，一种久违的感觉立即随着“怦啪”的巨响，随着空气中慢慢散开的爆米花香味，弥漫了全身。那便是童年，乡村的过年气氛。
响了，响了。
那个时候，每到快过年，“长棍叔”便会推着爆米花的小四轮车走村窜乡的来做些营生。他是临村的一个老光棍，因为长得又高又瘦，且又总讨不上老婆，所以大伙开玩笑，便“长棍，长棍”的叫开了。长棍叔一到，是不需要吆喝的。他总慢条斯理的把四轮车上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卸下来，再慢条斯理的组装起来。他做营生的家伙是由一个黑漆漆的，形状是两截长椭圆形压力炉，带一个木手摇柄和一个火炉风箱做成。搁在铁支架上，开启了炉口，放一把大米或是玉米，再洒上一点糖精，然后关闭了炉门，烧上旺旺的柴火，摇动手柄转动炉子，看着火星劈里啪啦的飘扬，约摸是五分钟多的时间，一声“怦啪”，便如预告一般，把长棍叔来的了消息，传遍整个小村。因为，这一锅的爆米花，是赠送的，所以小孩子们更是兴奋，捧了一个大大的海碗“全国人民争相奔告”。很快的，人便聚拢了过来。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媳妇大婶或是村上懒汉。气氛也就热闹了起来。
“长棍，攒多少钱了？啥时候娶媳妇？”大婶们先发话了，长棍叔也是嬉皮，一边在忙，一边还斜歪着头，向着说话的女人回应：“钱是攒得足足的，就等你来招我过门了。”那边是“呸，呸，呸”的啐他几口，懒汉们也随着笑，“你要招长棍过门呀，那可等老旺撒儿蹦腿了才行啊！否则老旺打撅你个骚腿子。”那边老旺媳妇听了，作势要打，懒汉们一下子哈哈大笑着散开了。稍即再聚拢时，那群大婶们便拿这些懒汉们打趣，“我说，今儿个有钱了？家里有米不？还爆米花吃咧！”听了这话，身上有几个钱的便会挺着腰板，大声的嚷，“不就是钱么，有！不就是米么，有！”那神气劲儿，仿佛是请在场所有的人吃爆米花一样的趾高气昂。那些没钱的，便呐呐无言的，躲在后头不吭声，偏这些大婶们还不放过，揪着他们的衣领子要扯他们出来说话，他们便骂咧着悻悻走开，那边小孩子们便哄闹开了，“懒汉懒汉，睡到吃饭，听到碗响，跑来乱抢……”那些儿小媳妇们多半是嗑着瓜子扎堆在一起，不是聊着今年流行的鞋子花样，便是悄悄笑着一些闺房话。
就在这时，长棍叔大叫了一声“响了，响了”，那聚拢的人群便“呼”的一下子散开了，小孩子们捂着耳朵，却把脖子伸长了，眼睛使劲的瞅着。只看见长棍叔从矮凳上，站了起来，整个身子高高晃晃的便挡住了他开炉的动作，再接着便是“怦啪”巨响，一阵白烟夹混着爆米花淡淡的香甜迷散在了空气中。人群再一次靠拢，这一炉的主人便会张着大袋子去盛，还会很慷慨的给围观的小孩子碗里装上一大把，就连那些刚才还被挪揄的懒汉们也会分一把，然后讪讪的离开人群去一边吃。爆米花的人是一拔接着一拔，大家伙儿聚在一起把该说的都说了，该笑的都笑了，才会拎着装满了爆米花的大袋子各个意兴阑珊的回家。小孩子们也多半吃了个半饱，渐渐的散去。只剩下几个懒汉还围着长棍叔闲唠着话，指盼着再得一些爆米花。
那时候爆米花，只需要跟父母磨上个一二角的小钱，然后用大碗装上一大碗的大米或是玉米即可以了。这种爆米花的糖精味是些重的，如果是用玉米做成的话还有些涩嘴，但滋味却是香香脆脆的记忆犹新。如今这样的爆米花是鲜有再见了，城市中倒也有爆米花的摊子，但却是另一种工具，干干净净的铝锅，安安静静的搅拌，加入了的成分倒是多了起来，有奶油、巧克力口味，也有香草或是甜橙口味的。但总觉得对这样的爆米花，我已经失去了那时的企盼和喜欢。也许就是那一声“响了，响了”的吆喝，然后是“怦啪”巨响的雀跃和那空气中弥漫着热腾的白烟和香味，才是我追索的气氛和感觉。
剃头喽，喂！
旧时乡村里有个老习俗：正月里是不能理发的。于是总会要在年前的时候把头发理了，才能清清爽爽的过年。但小的时候对于理发，总是比较害怕的，村东口的理发棚子对于我来说是避拒不去的场所，好似便应了古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恐惧。幸好还有剃头挑子，来到自家门前，坐上自家板凳，就是任着刀光剑影的在头皮根部“嗖嗖”滑过，也心安神定了。
苏北的农村，这种剃头挑子其实是不多见的，而每年将过年挑着担子来的剃头师傅总是一个操着东北口音的男人，约摸五十来岁，大家都叫他“马五六”。这个绰号的来历，现在已经是记不得的了。因为每年都约定的，所以不用招呼，他总会先来到我家给我和我爸剃头。印象中，他来的时候，总是阳光明媚的中午，远远的就听到他，手中在敲打一个由铁钳状钢片和小铁棍组成，像是快板子一样的东西，“当啷、当啷”的清脆中夹杂着他粗壮低闷的嗓音“剃头喽，喂！”接着一个高大的身影便往门口一站，笑着问，“在家么？”看着这个能遮去门口大半阳光的大汉，我是有些担心的，但爸爸却唯恐我临阵脱逃似的一把将我扯过去，边回着话，边吓唬我如果不剃头不给过年的话，再把我按坐在了早放好的板凳上。
剃头便开始了。其实小孩子的程序是比较简单的，印象中没有什么复杂的工具，唯一记得的也只是剪刀，在我的头皮根处来回纵横穿梭。时间也很短，一般在我认真注视完挑子家当的时候，也差不多就结束了。剃头挑子的一头，放着一些剃头的工具，剃刀、剪子、梳子、篦子和镜子等小件，分了两梯摆放，一根用来磨刀的长带子，灰的有些发了白，垂挂在一侧。挑子的另一头，盖的严严实实的，打开才知道是一个装水的铜盆，下面烧着大火罐，旺旺的火使上面的水一直是热气腾腾的舒畅。另外还有一些工具都已经摆放了下来，有手巾、围单和装碎头发的笸箩之类的。马五六的话不多，手艺却好，做事又仔细，理完头发，他总会用最合适的水温帮我洗头，然后再把碎发清理干净，用篦子给我篦一下是否有蚤子。如果说小孩子的头理得快，但做大人的生意就复杂多了。除了剪头剃发以后，还要刮胡子、掏耳朵、剪鼻毛，修面清眼目等。整个一套程序比现在一些的美容店还要专业、到位、仔细。就这样，等帮我和爸爸全部理完，通常都会需要一两个小时，而收费只要一元五角钱。
理完头发后，马五六还会坚持要自己动手把我们场子上的碎发清理干净，倒入他自己携带的笸箩里。然后开始慢慢收拾起挑子来，嘴里回着旁人问起他家乡的一些琐事来。大致的细节已经是记不清楚了，好像是他家中有个生病的媳妇吧。爸妈总会在他走时给他递上一些自家储着的玉米赤豆之物，然后招呼着“马老板走好，明年再来。”他呐呐的推辞着，然后连迭声的道着谢收下，接着高大的身子弯下，扛起挑子，敲着那铜片和小铁棍“当啷、当啷”的哟喝着“剃头喽，喂！”离去。
到了我七岁多的时候，我们搬到了镇上去住，过年的时候鲜有回乡下了。也就再没有见过马五六。大前年的清明，回乡下扫墓，听老早的邻居说起，早好几年的时候马五六就死了，他媳妇也死了，从那以后也就再没有剃头挑子师傅了。是啊，这几年从理发店到美发店，如林密布的不知道开了多少，这种古旧的民间手艺多半也就失传了。就是过年“正月不能理发”的老习俗也快淡忘的无所谓了。所剩无几的也就是记忆中过年时才独有的“当啷、当啷”、“剃头喽，喂！”……
换破烂，敲“烂粘糖”。
小时候喜欢过年还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是：换破烂，敲“烂粘糖”。每到年终的时候，家里便开始大扫除，照例会丢掉许多累赘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破的胶鞋凉鞋、坏的薄膜角铁之类的，这些东西相对我来讲可都是宝。妈妈将这些于我后，我便开始一天向外跑几趟的盼望着收破烂的人来。因为收破烂的人一来，我便可以用这些东西来换敲“烂粘糖”吃。我们苏北农村所谓的“烂粘糖”可能就是学名为“麦牙糖”的食品。外表是淡黄色的硬块状物，上面有一层细细的白色粉末，咬在嘴里甜丝丝的粘牙沾嘴，很有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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