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古城的发现清光绪二十六年（1990）春，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地区考察，他的一名中国向导——维吾尔族农民艾尔迪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晨，发现了这座已被人们遗忘了的、埋在渺无人烟的沙漠中达1000多年之久的楼兰古城。斯文赫定在古城中进行考古发掘，得到了一批卢文和汉文木简及文书，以及一些陶片、中国古钱币、丝绸残片、毛织品残片、铜装饰品、玻璃器残片。他将古城中出土的汉文书和卢文木简带回了瑞典，交给威斯巴登地方的卡尔·希姆来先生进行研究。希姆来先生在研究卢文木简时，发现简文中有数处提到“kroranla”这个地名，他认为这就是古代楼兰的音译。他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这座古城就是古楼兰城。古楼兰城被发现的消息发表后，震惊了世界，被西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誉为“沙漠中的庞贝城”的再现。二、斯坦因在楼兰马克·奥里尔·斯坦因，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清光绪二十六年至民国5年（1900~1916）间三次深入我国新疆、甘肃一带，为英国印度殖民政府进行非法测量和偷窃文物的活动。清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06~1907），他从喀什到和田，沿着昆仑山北麓，经且末来到若羌，然后从阿不旦向北到楼兰古城。他在楼兰古城对两个较大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石器、陶片和青铜制品，以及汉文、卢文木简及文书。民国3年（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跑到楼兰，不仅对古楼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而且还发现了许多新的遗址和墓地，他将这些遗址都编了代号，其中以la（楼兰——为中心的一级和lk（距楼兰城南50公里处）为中心的另一组是主要遗址集中区。斯坦因这一次在la遗址上发现了许多石器、青铜器和汉代丝织品、五铢钱币与新莽时期的货泉钱币等文物。
三、桔瑞超在楼兰桔瑞超是日本帝国海军军官，他受日本佛教净土宗主教大谷光瑞的指派，组织了中亚探险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和清宣统二年（1910），两次到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清宣统二年（1910年）桔瑞超第二次到达罗布泊地区后，曾在楼兰城区和距楼兰城南50公里处的一片遗址上（即斯坦因编号为lk的地方），组织了考古发掘工作。探险队回到日本后，宣布他们在古楼兰城中发现了一份李柏信件，共四张残片。（后据日本学者森鹿三考证，李柏信件出土地点不是楼兰，而是海头）。
四、1979~1980年的楼兰考古1979~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央电视台“古代丝绸之路”电视摄制组联合组成考察队，考察丝绸之路和楼兰古城。这次考察重新测定了古楼兰城的准确地理位置，对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沟，以及楼兰城区和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各种石器、汉代钱币、铜器、丝毛织物和东汉魏晋时期的卢文木简，以及用金银铜等制作的各类装饰品等文物。附：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
一、古城遗址1、位置与环境楼兰古城遗址位于孔雀河下游干三角洲南部，罗布泊西北岸上，西南距若羌县城220公里，西北距库尔勒市340公里，北距孔雀河干河床的最近点16公里，东距罗布泊北岸28公里，其具体位置经重新核定，为东径89°55′22″、北纬40°29′55″1由孔雀河北岸乘飞机至古城遗址，其间有4条干涸的大河床，河床两岸密布许多干涸的河汊和水塘。这些自然遗址表明，古代的楼兰，水利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楼兰城遗址就座落在和四条大河床的两条分汊之间，这两条河汊在古城以东16公里交汇，然后再注入低洼的罗布泊。这里地势西南东低。在楼兰城郊西北至西南2~3公里处，发现大片枯朽的胡杨林，有的枯干合围达2米多。在城址东北部也有成片的枯树林。可见古代这里的植被是比较好的，这些树木是当时城市建筑的好材料。
2、史前人类活动遗物考古队在城市中和城址附近调查时，发现和采集了许多细石器标本。从制造技术上分，有打制的，有琢制的，也有打琢兼施的；从形态用途上分，有石核、石叶、石核式石器，琢背小刀、刮削器、锥钻、石镞、石矛等；从色相质地上分，有灰绿、黄褐、绛紫等玉髓，也有燧石质。此外还有磨制石器。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期，楼兰地区就有人类在活动，如果将这些石器标本与解放前斯坦因、博格曼等人在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中其他地点搜集的石器标本比较，无论数量、还是形状质地，这里的都显然居于突出地位。由此判断，这里应是本地区远古居民的重要聚居点2。他们的活动，为以后此地城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城市范围与结构由于千百年来，主要受强劲东北风的侵蚀，古城与附近环境一样，变成了破败不堪、高低不平的“雅尔丹”地形3。古城城墙就混杂在这种风蚀台地中。古城基本呈正方形，按其复原线计算，东面长333.5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长327米，总面积108240平方米。由于南北两边的城墙比较顺应东北风势，故相对保存得较多一些。北城墙仅东西两端还残存一些，东瑞残长约35米，残宽约8.5米，残高约22米的缺口，缺口两面暴露出0.8至1.2米不等的板筑夯土四层，此缺口似为北城门。东城墙保留较少，只剩两段，中部偏南一段长约20米，宽约5米，残高约3.3米，有厚0.7米~0.95的夯土四层；靠东南角的一段，长约1.5米，宽约2.5米，残高约3米，夯土层同上。南城墙的中部东端残存约60.5米、宽约8米、残高约3.5~4米的一段，有厚0.45~0.9米不等的夯土5层；中部西端一段长约9.5米，宽约5米，残高约3米；最西的一段残长约4.5米，宽约6米，残高约2.3米，夯土层与东端相同；在中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宽约13米的缺口，基本与北城墙的缺口相对应，似为南城门。西城墙中部南端残存长约13米、宽约5米、高约1米的一段，有厚0.15~0.7米的夯土三层；中部北端有东西错列的土墩两个，靠东的残留在块风蚀高地上，南北长约6米，东西宽约5米，残高约为2.4米，有厚0.4米~0.48米的夯土6层，靠西的一个土墩城墙复原线16.5处，南北长约7.5米，东西宽约5.5米，残高约5米，有厚0.6米~1.2米的夯土5层。东西两墩相距约4米，似为瓮城遗址。以上所见，应是此城最繁华时期的建筑遗迹，从各面夯土层厚薄不等的现象分析，此城是多次分筑而成的。
4、古水道古水道从城西北角三间房宫署遗址背后转而伸向城的东南角，基本成对角线穿越而过。水道北端与流经古城以北附近的干河床相接，南端与流经古城以以南附近的干河道相通。从水道比较平直规整的走向看，应是人工开凿而成的。水道褶皱带十分显著，由于长年流水，在褶皱带上还残留许多小水螺壳。从水道在场东南暴露的横剖面上测得水道面宽16.8米，从面至底垂直深度4.5米，底部淤积而成的褶皱剖面深度为1.9米，与现在灌溉干渠相类似。当时城中居民用水，应是由些水道供给。
5、城内遗址城内的布局，以古水道为轴线分为两区：一为东北区，残存遗迹较少，主要有佛塔及其附近的建筑；一为西南区，保存遗迹相对较多，除三间房遗址区外，西部和南部还有一些大小院落。东北区的北边已无遗迹，东边残留四个点，这四个点与斯坦因当年在些考察描述的情况基本一致。在这一区里，最突出的是佛塔建筑，斯坦因编号为la·xa，现残高10.4米，暴露迹象可分为九层：一至三层为夯土筑，在第三层中残留有碎陶片。斯坦因认为这三层为塔的基座，他说在基座之上为“一符合传统的八边形建筑。”现在，已很难看出其形状。在第四层夯土中夹杂有土块。五层以上全系土块垒砌，在每层土块间还夹杂10~15厘米厚的红柳枝。在第六层中有长约1米的方木暴露于外，方木上有卯孔。紧靠塔身右侧有土块垒砌的小土台，高度与塔身第五层齐，土台与塔身之间有缓坡可以上下，土台中横压着直径约30厘米的圆木和一些长方木，似为建筑物。
在佛塔南面约60米的土台上，散布着许多大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i，他在此进行了挖掘，清理出汉文木简3枚，卢文木片2枚、木牍3枚，以及汉文、卢文文书14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也在这里挖获了卢文文书。此外，他们还搜集到一些丝织品和生活用具等物。我们在这里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五铢铜钱和玉髓质、玻璃质各色饰珠，以及来自异域海岸的海贝、珊瑚等。这些物品显示了早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继城镇的特点。
在佛塔南面土台南约80米的台地上，有倒塌了的房屋遗迹，房屋墙壁系用芦苇束串扎而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8，他在这里搜集到木梳、木碗、铜铁箭镞和名色丝、毛织品。我们在此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玉髓质饰珠和铁镞。在佛塔东面约30余米处，也有一小台地，上面堆放着散乱的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9，他在这里搜集到卢文木牍1枚，日本长泽和俊判定此处为僧房8。我们在木材下试掘，发现堆积着黄灿灿的粮食，堆积层厚约70厘米，宽约100厘米。粮食标本经四川农学院颜济、杨俊良教授鉴定，确认为糜和裸大麦。
西南区残存建筑遗迹呈冂形，正中的三间房址，斯坦因编号为la·2。从三间房的房基线测得东西长12.5米，南北宽8.5米，总面积为106.25平方米。其中东西两间较狭小，中间一较宽大，用两种大小不等的土块垒砌，一种为42x23x10厘米，另一种为17x27x10厘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在东面的一间小房中掘出汉文纸文书36件、木简120枚9。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在此又获得了许多汉文纸文书和木简10。我们清理时，东面这一间编号为f1，发现纸文书一件和一些丝、绢、棉布、波纹锦和小陶杯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