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发生了“基金会”风波。上面为了农村基层更加方便的筹集资金，发放贷款，扶持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成立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基金会存贷款利息比国家正规银行高。一下子就吸引了存贷款的人们。很多人把存在银行、信用社里的钱都取出来存入基金会。基金会手续简便。特别是贷款，没有一套严格的审查手段，业务异常红火。镇、乡政府还用行政手段，硬性把村、社资金归入基金会。
基金会一成立，从制度管理上就蕴藏了极大的金融风险。它的管理权控制在乡、镇领导人手里，不按商业规则和金融规则运作，领导者随心所欲。发放贷款凭关系和感觉，胡乱贷款给一些没有效益的企业和一些社会上只要拉得到钱就拉来冒险的人，发放贷款吃回扣。中央进行金融整顿，问题一下暴露出来，造成基金会风波。大量存款不能支付，村社集体资金不能周转。人们围攻基金会，不交农业税和上交款。基层政府与群众关系恶化了。
后来，还是由政府出面，关闭基金会，停计利息，用强硬手段追收贷款，也处理了一些责任人。最后由政府订出计划，用几年时间先个人后集体，分批退还存款本金。永新镇一直到二千零三年才支付清楚。
九十年代中期，社会治安问题非常突出。在一定时期内，好人怕坏人，人们出门提心吊胆。一些执法者和一些行业(如火车客运)的一部份人与社会上的混混串通，助长了恶势力的盛行。永新地区较小，但也有少数社会青年，结成小团伙或三两成群，不做正事，到处惹事生非、打杀偷抢，欺行霸市。多数流串外地，通过偷、抢、骗到钱后，回到当地一天到晚的赌博鬼混。这一时间，人们谈论、担忧、抱怨的都是社会治安问题。九八年国家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整治，特别是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重点打击，社会治安好转。
伴随着开放搞活政策的宽松，社会及个人财富的快速拥有，监督机制又不力，不健全，贪污腐败、行贿受贿也突出起来。
八十年代，有钱的是个体户，一些掌握着计划物资的实权者。进入九十年代后，相当一部份各级部门及一些部门掌有各种权力的人很快捞到钱。成了有钱阶层。他们成天抽高烟，喝好酒，借名到处游山玩水，花别人的钱进出歌厅舞厅、桑拿按摩；置房买门面，与他们的正当收入严重不符。
打麻将玩牌赌博，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悄然兴起，并迅速蔓延，很快渗透了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上面的情况不知道，老百姓看得见的县、区、乡镇干部在这个事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县下各部门，他们下来办什么事情，草草了事后就钻到什么地方，忘形的打麻将玩牌。被管理者、受监督者，或在这些人掌控范围内的办事者，请、陪这些人玩牌打麻将，看成比做好事情更重要。陪打麻将和牌桌上的“懂得起”，是能否办成事情或办好事情的技巧。
以上的现象，严重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特别是老百姓看得见的区、乡及县级各部门领导的形象。人们背前背后的议论咒骂，非常反感。
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厉查处这一现象，确实也查处了不少人。但可能有政权社会以来就存在的，各种政府都想杜绝又无法杜绝的顽症，就是屡禁不止，越来越普遍、平常。
人们感到，现在中央的政策的确很好，不知怎么？下面的人就是要胡为。
一般老百姓看得到的基层上的腐败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生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快速改变以及生活要求的变化和提高，也随之变化着。起初，人们从缺吃的年代走过来，看中的是吃喝。进馆子吃招待、喝好酒，烧高烟，很行时。一段时间后，看中的又是进歌厅、舞厅，桑拿按摩，请小姐、打麻将赌钱，后来就是收红包，打麻将赌钱。
虽有这些负面现象，总的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是英明正确的。人民快速的富裕起来，国家也快速的富强起来。各种政策、法规也在改革中纠正完善。负面的事情好比清晨打开房门，在大量涌进光明和清新空气的同时，也难免不进入一些尘埃和细菌，只要中央勤杀菌，人民勤打扫，灰尘和细菌一定会常常被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