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半家，实际只撵走了一个。男的姓冯，家庭成份没什么，但本人有厉史问题，在旧社会干过什么，属于五类人员。不敢说半个不字，叫走就只得走。女的娘家及自己都是好成份，她又属于不怕事的人。虽然街道强行把她一家的户口下了，不配口粮，但她带着几个娃儿就是不下农村去。街道几次把她的东西白天从她的房子里甩出来，她几娘母晚上又搬回去，随你怎样整，她就是不走。由于她家庭成份好，又是一个女的，带着的又是一包子娃儿，她又抓住了那个时代宣扬的：不讲任何亲情，你的家人和亲人被定为“坏人”，你就要和他(她)划清界线，把他(她)当敌人、仇人。她就以此理由不下农村和她男的住在一起，和他划清界线，不和他来往。因此又占了“理”，街道也说不过她，一段时间后，街道就只好不管她了。
由于下了户口，注销了粮证，她就带着几个娃儿，靠到农村捡拾粮食过活，一直顶着。直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一家才又开始正常生活。在暗地里，人们都很佩服她，认为她是一个坚强不屈的硬骨头。
李瑞艮是个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解放军，好象是河北人。他受过伤，子弹从背上穿过，可能是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没有及时的得到很好的治疗，伤口烂了，背上留下了拳头大的一个坑。后来随刘邓大军解放西南来到我们重庆。解放后转业分配到市属的松藻煤矿当一个一般管理人员。
他妻子是永新人，家庭是地主，她本人解放前在重庆读书。从年龄看，解放时她也是成年人，本人也可能被划为地主份子。解放后经人介绍，与李瑞艮结婚，生有三个女儿。此时大女儿十三四岁，小女儿还不到十岁。
李瑞艮一个人的户口在煤矿，妻子及三个女儿的户口在重庆市中区两路口街道。这个运动把他妻子一家四口也作为上山下乡的对象强迁下乡，撵回老家中峰乡。
他妻子耳朵有点毛病，是半聋不聋的，体力也很弱。这样一个弱女子，带着从小在大城市生长，到大不小的三个女娃娃，来到永新中峰乡高山上的一个叫龙深潭的生产队。在这陌生的地方，他们什么都不会.还好，当地农民对他们还好，没有欺负他们。到了农村，煮饭要上山找柴，吃水要到井里去挑，吃菜要自己种，还要到生产队上班做他们没有做过的农业活路，买点东西要到十几里、几十里的中锋场、永新场才行。又没有住房，这次被压下来的人，不像后来文化大革命下来的知青，要给他们安排好住房。她一家只好住在一路边的土地庙里。土地庙只有两个多平方大，一人来高。土地庙用作厨房，在土地庙旁请人打了一个十来平方的草棚，四面墙壁是用树枝夹的，一家人就住在这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一个为了这个政权，出生入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家人得到这样一个境遇，加上后来文化大革命又对他本人查来查去，慢慢的就神精失常，成了疯子。拨乱反正后，虽对他一家评了反，他本人享受了老干部待遇，妻子及小的两个女儿也从农村返城和他住在一起，得到了团聚。两个女儿还安排了工作，进了矿上。但他本人的疯病一直到死都未好。妻子也因受到太多的打击，后来也有点神经失常。
他们在那偏远的山区，无依无靠。在受这样的环境所迫下，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十多岁就过早地在农村结了婚了。二女儿因结婚不久，自己也还小，还未有孩子就进入了好时代。落实政策后就回城并安排在父亲所在单位工作。
大女儿就很惨，因她结婚得早，毛氏时代结束，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时的政策，他们这种情况，在农村结了婚，对方是农村人，又生有孩子，就不容易迁回城。农村生的孩子，也只能随农村的一方，不能办入城市。所以他大女儿就长期在农村了。更惨的是：由于他大女儿从小生活在城市，劳动力又弱，做农业活不怎么行，又有思想包袱，性格有点孤僻。结婚到男方去后，生产队对她印象不怎么好。在一个运动中，她回重庆探亲超了假，回来后，工作队和生产队干部就拿她来斗。在斗争会上，叫人把她打了一顿。本来一个从大城市强迁到农村的姑娘，又因环境所迫过早出嫁到另一个农村，组成了一个自己并不很满意的家庭，思想本来就想不开，早已背上了包袱，加上这次又被毒打一顿，又无处诉说，也就疯了，现在病也未好，还是疯子。庆幸的是，落实政策后，国家以残疾知青对待，由民政发给生活费，生活有了保障。
这样一家人，被那个时代整疯了三个，最后虽都熬过了那个时代，进入了如今的好时代，可惜他们已无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