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八月，开展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运动。又一批人倒霉了。
这个运动波及到城市农村、党内党外、中央到地方。被整倒得最多的是各级干部和有文化的人、知名人、专家学者等。
很多人（綦江这一个小县就有207人）被划为右派，给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打入地主、富农行列，管制生产。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常挨批斗。有的妻离子散。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摘掉了一少部份人的帽子，毛泽东死后，一九七八年才得以全部平反摘帽。被划为“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的就更多了，綦江县就有2176人被划为“反社会主义份子”。不过，一九六二年以后，大多数被定为“反社会主义份子”的人被取消了这个帽子，但以后的运动很多人也以此被沾边带角的批斗、被打击。平时也以此污点被冷眼、受排斥。本人及家人不得重用。
此运动一开始，通过各种会议、各种宣传，运动的掌控者向人们说：“我们党执政这些年来，也有一些失误，犯了一些错误，现在欢迎大家有什么意见和看法，提出来。党和政府一定虚心接受，在以后的工作中纠正。”并一再表示，哪怕说错了都不追究。当时的说法叫“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反复动员人们要大胆说，尽量提意见，谈看法。
上当了！一些有胆量的，有正义感的，爱发表看法的，或爱说俏皮话的，提意见了，谈看法了。能在政治上、国家大事上提看法的，大多是有文化的，有才能的，有见解的。有很大一部分仅仅是跟本单位的领导提意见。因此这次整倒的多是能人、有作为的人。
运动后期号召向“右派份子”展开斗争才知道：倒霉了。你提意见了，你就是对共产党不满，攻击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你便成了敌人，就给你戴上“右派份子”帽子、“反社会主义”帽子、“坏份子”帽子，接受专政。子女和近亲都受到牵连，抬不起头。此运动拆散了不少恩爱夫妻。
永新粮站站长丁玉勤，是一个南下来的解放军干部，说话叽尔缸啷的，是个北方人。这次被打成右派，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后来被下放到永新乡辖下的双凤村当农民。在当时的阶级路线的重压下，妻子儿女都被迫和他疏远。一个北方人，孤零零地生活在一个西南偏僻山村，这样的境遇，他参加革命时没想到吧？后虽平反摘帽，恢复待遇，但已人老时去，青年时的抱负又怎能挽回，只有空度晚年了。冤也！
张天武，永新中峰人，永新地区中共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中共地下党“东溪小学特别支部”付书记，中共地下党“中峰乡特别支部”书记。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给党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任綦江县审判长，綦江镇反时期杀的人都是经他的手勾的朱红大笔。
反右运动中不知为什么，又该他倒霉了。永新人传说他是与南下来的军人领导争权力，闹矛盾被打倒，被判刑，一直关了很多年。改革开放后才评反出狱。据他的亲戚讲，再迟点出狱就要关死了，出来时都是用救护车直接送的医院。后被安排在重庆歌乐山“重庆中美合作所展览馆”当馆长。他在镇反扩大化中枉判杀了很多人，几年后他自己又被枉关了很多年
曹雨时，永新新建陆家坪人，地下党员。曾经被捕入过狱，被国民党拷打背过火夹背。地下党组织通过进步民间社团綦江“健行社”，由社长潘绰容出面担保，营救出狱。
土匪打永新时，满街跑着高喊捉拿曹雨时。反右时他因对安排的职务不满意，发了一些牢骚被打成右派，送回农村劳动改造。改革开放后评反纠正，给与老干部待遇，年青时的抱负、理想，一切都成过去，只有安度晚年了。
在我们这个村，就有许树清、刘炎廷、胡荣华等。他们这些人也没有文化，本来从政治上讲也提不出什么大的看法和意见，只是从实际生活中就土地收归集体耕种后，不能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成减少，人们吃不饱饭、饿肚皮而在工作队启发下，发点牢骚。在运动后期定性时，被定为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坏分子（对农村没有文化的一般群众没有划为右派），遭到无情批斗。
刘炎廷，因为没有吃的，得了肿病，说了句：“我的病只要有黄边粘（水稻的一种品种）作药，咸豇豆做引子，吃了就好。”意思是自己是饿病，有饭吃病就好了。就说他说合作社不好，新社会不好，没有饭吃，是攻击社会主义。
许树清，爱说俏皮话，这时因他说了句“有女不嫁高山山，天晴落雨把门关，一天三顿沙沙饭，两腿熠起火斑斑。”；“一碗稀饭两个脑壳喝。”的顺口溜俏皮话。于是就认为他说山村人现在穷，吃粗粮，喝清汤汤稀饭，是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办农业合作社，被定为坏份子，被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