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智培，女，四十多岁，是永新难得的女大学生。早年教书，丈夫王元书在外地做事，她一个人在家持家带孩子开面房搞实业。她的水碾面房就办在养生塘岩坎下右面，利用养生塘水流下的落差冲力，用水冲木制水碾磨面粉做面。她的水碾面房也是当时永新先进的工业了。由于她有文化，思想开通，是“五四”以后的新女性，能主持一些社会上的事，特别是妇女界的事。因此，是永新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可不知怎么，镇反后期以*的罪名拉去杀了。*是什么，当地老百姓至今都还搞不明白。
潘沛浓，五十多岁，家住永新新建乐家坪。先毕业于重庆高专土木工程系，后又到上海就读，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专业。学成后回家乡办工厂，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綦江开煤矿，办电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綦江境内还一直没有出现电灯。民国二十七年，也就是一九三八年，潘沛浓与县人苟听松等人集资创办了私营“启明电力公司”，綦城才首次出现了电灯。是綦城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潘沛浓没参加过任何帮派、党派，也没干过有关政治的事，只是当地的有钱人，这时也给他安个通匪罪杀了。
李树言，三十多岁，家住中锋乡张家林。家庭是当地的有钱人家，他仅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财会人员。未解放就回家闲着，此时也以伪军官拉去镇压了。
范廷仲，四十多岁，永新场上正街住，青年时共产党选送到湖南学习，回永后参加和组织农民协会。永新中心校教员。不知是什么罪名杀了。
田慕寒，五十来岁，长田山下杨马坪人。在国民党政府中央当过一般科级官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任綦江中学校长。镇反时是以旧职人员罪杀的。
张殿初、张洪序兄弟，都有五十多岁，是永新较大的绅良，是以地主罪名镇压的。
永新最大的绅良池锡应，因参加青年党，是以青年党罪枪决的。
镇反时永新枪毙的另一个女的姓帅，家里是杀猪卖肉的，她本人高大粗壮，也会杀猪。不知说她通匪还是当过土匪。
梁之彦，五十岁左右，永新场上正街住，是永新场上的一个土老肥，没当过什么也没干过什么。这天，他在茶馆与几个熟人喝茶聊天，突然来几个武装把他捆绑后拉到官山小学下的操场边的宣判台上，和另外几个一起草草宣判后就在操坝边枪毙了。弄得满场的人们都莫名其妙，事前不但街坊们没想到会杀他，他自己也没想到会杀到他头上。
我们村骑龙穴的刘金全，是一个抬轿下苦力的，一字不识。临解放前不久，可能是国民党看着要垮台了，拉点人垫背。发展他加入国民党，跟他说参加了国民党，对他抬轿下力都有好处，会得到关照。他也搞不懂什么国民党是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就答应了，就得了个国民党员身份。虽没被杀，但成了反革命。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本人和子女一直被打击歧视。
……
梁之彦被杀后，人们更加震吓。沾边带角，有可能成为捕杀对象的，走路脚杆都打抖，不敢上街，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第三个梁之彦，被突然拉去枪毙了。梁之彦到底干了什么？是什么罪，到现在人们都搞不清楚。
镇反高峰期间，在官山下北面中心小学的操坝边，临时搭起一个土台子。几乎每场都要在这里开宣判大会。“犯人”们被五花大绑地跪在台上，先由事先发动的人上去控诉“罪状”，再由“人民法庭”简单宣判后，拉到台下几十米处的操坝边就枪毙了。是那样的随便而轻率。
到底枪毙了多少人，现在也无从知道。据后来人们回忆，只有千来人的场镇上，就有二十来人被枪毙。不过，农村的比例到少得多。
这一年，废除了旧的保、甲制，建立了新的乡、村政权。改保为村，改甲为邻，村设村长，邻设邻长。这样，新政府的基层政权就正式建立起来了。
同年四月，开始进行抗美援朝宣传。动员人们捐钱捐物，动员青年参加自愿军，保家卫国，到朝鲜去打美国佬。
抗美援朝宣传是空前的，也是全民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曲在新中国大地飘荡，鼓动着青年人。参加自愿军到朝鲜的人不少，我们一个村就有八九个。
抗美援朝征兵是不分阶层，不讲成份的。此时也还未划定成份，因此后来被划为地主、富农、反革命等家庭的青年也去了不少。朝鲜战事结束，有的也分到单位工作，但在以后一个严似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又被逐个清退回来。
新政府征集兵源的方法是高明、科学的。旧政府征兵是强拉硬派，捆绑押送，追得鸡飞狗跳的。为了躲拉兵，人们东躲西藏，四处漂泊，有的举家迁走，是老百姓最痛恨和伤心的一件事，这样弄去的兵怎么能帮你打仗。现在是先进行广泛而充分的宣传、鼓动，使整个社会都形成参军光荣的环境。参军是保家卫国，是青年的一条好出路。当兵时带上大红花，打锣打鼓地欢送。家庭也成为军属，给一种光荣的待遇。本人退伍回乡后，定位为转业军人，也得到一定的政治资本，提高了地位，在招工招干时是优先人员。在以后把人分成等级的毛泽东时代是老百姓中政治上的上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