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因镇反还在颤抖时，当年年底，一个遍及农村各个角落，残酷而又野蛮的土改运动又开始了。当地人叫“打封建”。
镇反运动，对象主要是这一地方有声望的人、有名气的人、在旧政府当过什么的人，是什么帮派党派的骨干、能主持一方的人，或者说和新政府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也有个别该杀的人（如土匪头子、新政权已经建立还要捣乱的人）。在程序上还通过“法律”宣判一下。
“打封建”就没有任何程序和法律。这个运动完全是制造残酷和暴力，是野性的暴发，是人们用残酷手段残害同类的竟技场、群英会。只要想得出来什么残酷手段就可以用什么手段。而对象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前一社会生活条件稍好一点。
十一月二十九日，綦江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尔后区的土改委也相继成立。运动开始，由县里组织的土地改革工作队进驻各村。綦江解放后，属川东行政区壁山专区管辖。一九五一年壁山专区改为江津专区，按进程，綦江县为川东行政区第三批土改地区。因此，我们綦江县的土改工作队人员来自江津军分区第一、第二工作队，江津地委工作队，江津县工作队以及铜梁县工作队。
工作队进村后，在他们的领导和组织下，依靠农协会，不分白天黑夜的召开各种会议，向人们宣传灌输富人的财产是靠剥削穷人来的，穷人的穷是受富人欺压剥削才穷的。现在你们要起来斗争他们，打倒他们，并把他们的财产强行分掉。还要和他们清算政治压迫帐、经济剥削帐、生命财产损失帐。并自上而下的贯彻这个运动要用暴力手段的思想。在党内还反对文明土改。
经过一小段时间的发动，对立情绪被挑动起来（按当时宣传说法是：群众的阶级斗争党悟激发起来）。在不经过劳动，白白分得别人的财产而又光荣的思想指导下，有的又可以借此机会发泄平时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恩怨，人们的斗争激情疯狂了。
首先，是划成分，也就是人为的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这个运动定成分的准则完全是以经济状况来划分，分为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中农、贫农、雇农六个等级。根据当时政务院《关于划分阶级成分若干规定》，标准主要是以有多少土地、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来定。衡量经济状况的时间界限从解放前三年为时间界限，也就是看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三年你这户人的经济状况和土地耕种关系，这次以经济状况对你的等级定性，也就成了以后三十来年毛式社会对人好坏、敌我的定性。
在永新地区，大体有能产三十来担粮食田地以上的划为地主，也有的只有一二十担田土的。其次为富农，富农大多有自己的地，有耕牛，五大农具齐全。也有还要租一部分地来种的，总的来说，他们生活得比较富裕一点，实际上有的也只能吃得饱饭。和富农接近的是小土地出租，这类人本来土地不多，但因为自己在做其它事情（如经商等），把土地租给别人种，也算有剥削行为。再其次就是中农、贫农、雇农。中农有的有地，自己种自己的地，叫自耕中农，又叫上中农。有的自己有一部分地，但要租一部分来种，这种叫佃中农，又叫下中农。后来“四清”运动中所说的“贫下中农”就是这部分中农和贫雇农的统称。贫农有的自己也有一部分土地，大多是租来种。雇农就主要是以打工帮人为生。中农比贫雇农生活条件要好一点。
据《綦江县志》记载：土改时綦江县农村户数为九万三千九百二十五户，划为地主的为五千五百七十户，占5、93%。富农一千七百零二户，占1、81%。小土地出租三千五百户，占3、73%。中农两万五千一百六十七户，占26、8%。贫雇农五万七千九百三十六户，占61、68%。
据上代人们摆淡，由于以前生产水平低下，财富集累缓慢，要想积累点财产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有点财产的人的财产都是通过苦干，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永新村潘家石板一户被评为富农的肖家，为了凑这点财产，生活过得非常苦。据他周围的人讲：农忙犁田都是用茶壶装点清汤汤麦羹羹放在田壁壁，实在饿了喝两口，这样干活。这样挣点家当。
成分划好后，运动的策略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倒地主，孤立富农。
这样一来，被划为地主的这部分人就被打入地狱。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二年四月，长达五个来月里经受非人的折磨。
一方面，在工作队和农协会主持下，用身背土枪、马刀，雄赳赳的武装队为操作力量，以村为单位，不分白天黑夜地开诉苦会、斗争会。让某个划为贫雇农的人去斗争、残害和他有过关系的被划分为地主的人，要这个“地主”赔“血汗”。他们之间或是土地租佃关系，或是亲戚，或是邻居，或是有过什么往来关系，或发生过什么矛盾，有什么过节……。要他们把自己没有财产、土地、穷说成是这个被划为地主的人剥削造成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执政者――工作队、农协会主持下，几棒就把人打死。有的理由竟是这个地主家的狗咬过他，或去割这个地主家的猪草被他骂过，拖过背篼。都可以以这种理由去把人打残或打一顿，斗争一场。当时这种人还被誉为敢和封建剥削阶级划清界线的先进份子。他们不但在分所谓“胜利果实”时占先外，还为以后的仕途捞到了政治资本。
另一方面，被划为地主的人的所有财产被没收不说，还将这些人关起来，严刑拷打，无止禁地追查把没把金银财宝和值钱的东西藏起来。没有人能“赔清”这无底数的“血汗”钱。
在这长达整个冬季的运动里，被划为地主的这部分人，比进地狱还难过。无休止的捆绑跪斗，吊打、关、游街，寒冬腊月脱光衣服斗；浇冷水后用风车吹；跪瓦块，用藿麻（一种长有细毛的灌木，细毛有毒，接触皮肤后便会奇痒难忍）来勒下身；逼着儿子打父亲……。残酷野蛮不可言状。打死、折磨致死致残每个村都有几个。只要被划为地主成份，人际关系又处得不很好，或与人有点仇，都可能被打死打残，有的竟被全家整死完。
人啊！你为什么会这样残忍！
池伍氏，已七十来岁，家住离场十多里的张家沟。本也是脚不出户的老婆婆。丈夫早已去逝，儿子池锡应，镇反时也镇压枪毙。可能是他家田地是永新最多的原因吧。也就是说他是永新最大的地主，这个运动工作队就把她拿来做永新“打封建”的示范。
这一天，永新区在官山学校操场开斗争诉苦会，先由工作队在台上进行启发动员后，就叫农协会武装把地主份子池伍氏押上台来，捆着跪在台上，由事先组织好的“苦大仇深”的穷人们上去边诉苦边用棍子狠狠抽打。当打得奄奄一息后，凶残的斗争者把主席台上主持者们坐的板登拿来，几板登就砸死了。会后就甩在操坝边坟地旁，埋都未埋，后来被狗咬扯得不成样子才被人掏点泥巴盖一下。
刘艮清，六十来岁，三会乡一村人。工作队把他和另外几个地主拿来在三会“打封建”开斗争会作示范。先把他手脚反捆着，甩在台上，另外几个也捆绑跪着，让那些诉苦斗争的“干人”上去，用乱棒尽情抽打。打得在台上滚来滚去，刘艮清被活活打死。另外几个也被打得昏死过去。待这几个昏死的苏醒后，还逼着这些被打得半死不活的人把刘艮清拖出去埋了。谁还埋得动，只有稍刨点泥巴盖一下。
池吴氏，人们都叫她池二老婆婆，六十多岁了，只是一般地主，也没有好点财产。家住在下场边洞盘口，属于新农村（后来的高嘴村）。池二老婆婆平时嘴巴爱说三道四的，惹得有些人不喜欢她。“打封建”斗地主新农村就拿她来作“示范”。
这一天，新农村开“打封建”、斗地主斗争诉苦会。先把她拉来边打边“诉苦”，斗争一阵后，一蒋姓人拿来一块瓦角板，几板就把她砍死过去后，马上叫其他地主拖去埋了。后来人们常摆谈到：拖去埋时人都还在扯（抽筋）。其主持人是工作队长李国政，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层层“示范”后，就普遍开花了。
家住永新上场口彭家湾的池永清，他的祖辈倒是有钱人家，后来家道衰落，成了穷人，他二十来岁时还是帮人割草喂牛的割草匠。后来他发奋经商，从永新挑猪毛、桐油到重庆去卖。一百五六十里路，连夜赶到，第二天又返回。日积月累，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购置了五六百担地租的田地。本应该是个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典范。他庆幸在解放前几年死去了，可子女们就遭了殃。大儿子池嘉璧在家，镇反时安了个通匪罪枪毙了。当时通匪罪是最好安的。因为土匪都是当地农民，平时都是种庄稼的，偶尔悄悄出去抢一回人，又没标记，大家之间可能谁都认识，有点什么来往，连自己都搞不大清楚。
小儿子池嘉梁，才二十多岁，本来还是在校大学生，在北京市朝阳大学的法律系就读。此时，考虑到家里没有当家的男人，便回家来主持一下家务。但他不知道，这不讲法律的“法律”，比什么法律都大。回来后就成了他父亲创造的财富的替罪羊，被拉去“打封建,赔血汗”。在斗争会上，连同他母亲几棒就被对他家有意见的“干人”打死了。
中峰乡大垭口张家林李树言家，按当时运动的定性，他家可能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地主。全家十多口人，男的几个在镇反运动时枪毙，女的和娃儿基本上都在土改运动中被折磨整死或饿死，只有个别出嫁了的才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