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的，则可以《史记‧游侠列传》的主要人物――郭解做为代表。郭解在年轻时无恶不做，杀人、偷铸钱、盗墓等坏事都曾干过，不过郭解的运气很好，没有被杀害，又遇到天下大赦，后来才得以成为游侠。郭解的势力极大，不但是地方事务的仲裁者，也是行为的标准，举个例子来看：“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地方上的私斗杀人事件，竟然是由游侠来裁决，而非交由官方处理，可以看得出郭解在地方上的威望。此外，游侠处理事情的能力与公正无私的态度，也是获得地方人士称赞、信服的一大原因。
郭解既能裁决地方上的刑事案件，权力远胜过地方官吏自是可想而知。郭解出入时，人人都会自动回避，曾经有人“独箕踞视之”，差点被郭解的门客击杀。郭解“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也就是免除了此人的徭役，后来“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乃益慕解之行。”郭解不但是权力的象征，更是道德的标准及受人仰慕的对象。
即使是像郭解这样影响力量遍及全国的游侠，郭解也还是尊重其它游侠的势力范围。例如雒阳地方有仇家要求调解，当地贤豪无法解决，后来郭解出面了：“解乃谓仇家曰：‘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闲，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闲，乃听之。’”
郭解不但劝告他们接受当地豪侠调解，而且不公开露面，真是给足了当地贤豪者相当的面子。但是“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郭解并不会轻易到其它地方帮人请托事情的。此外，“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郭解并没有因为他的势力很大，就对官方有不敬或是公然对抗的情事。但是，正如前面曾经述及，地方势力必然是中央政权极欲铲除的，郭解的“恭敬”很可能是为了避免立即遭到铲除的命运，不过，这也仅是臆测而已。
四、汉中央与游侠
汉初中央政权并未深及地方，游侠在地方上强固的人际关系就成为统治者爱恨交加的一大问题。不论中央或地方官员，均极欲拔除之，但又经常不得不利用之。吴楚七国之乱时，前去征讨的太尉周亚夫，“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当剧孟的母亲过世，“自远方送丧盖千乘”，真够风光的了；而当汉武帝欲“徙豪富茂陵”时，游侠郭解也在被徙者之列，竟能使得中央高官在武帝面前说情，最后虽然还是得迁徙，但当地“诸公送出者千余万”的金钱。由此就不难体会出游侠所能掌握的人际关系是如何地强固。
游侠的势力范围有时不仅仅只限于地方，更有甚者如郭解，他的影响力不仅在地方，甚至在中央都有一定的力量，《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述：“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赀，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
汉武帝打算“徙豪富茂陵”时，郭解竟能使大将军帮他讲话，也难怪汉武帝会不肯相信郭解的生活贫困了。且当“解入关，关中人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解”，郭解的声名远播，而且不因为他被迫迁徙而顿减。
不过，郭解的下场并不好，因其兄之子杀害了押解迁徙郭解的杨姓县掾，杨家人上书控告者又被杀害，因此武帝下令拘捕郭解，郭解只有逃亡一途。郭解冒名骗过了临晋的籍少公而出关，后来捕吏追踪到籍少公处，少公知是追捕郭解，乃自杀灭口，所以过了很久才抓到郭解。轵地有儒生批评“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被郭解的门客杀害，并断其舌。这些事郭解确实完全不知情，而杀人者竟然也不知去向，可见郭解的影响力到了多大的程度。不过，到最后郭解还是难逃一死。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公孙弘的奏议真的是颇为中肯。
汉武帝打击地方势力，游侠集团也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之一，此后地方社会秩序就被破坏了，因此地方趋于混乱。昭宣时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因而逐步改善中央对地方的关系，并实行了一些措施，例如昭帝询问贤良方正民间疾苦，宣帝禁止官吏暴虐等等。
五、结论
游侠集团自从汉武帝破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之后，是否就消失无踪？《史记‧游侠列传》中，郭解被诛杀以后，反而“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这大概是因为在太史公著《史记》之时游侠集团尚未瓦解的缘故。增渊龙夫先生以为，任侠习俗应该是影响了民间秩序，当中央统制力放松之时，他们便伺机蜂起，像东汉光武帝或东汉末的袁绍都是“好游侠”的人，可是个人觉得他们与《游侠列传》中的布衣豪侠还是有所不同，这是指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而言(注2)。另外，孝廉和博士弟子员的察举，使得地方上的豪杰们逐渐变成了汉中叶的士大夫(注3)。因为中央的太学和地方上的智术之士有正式的训练机构、确定的思想和定期的选拔方式得以进入权力结构中。而这个时候其它的势力如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已臣服于政治权力结构之下了。这一条较狭窄、却稳定的上升途径反而使各处俊杰之士循规蹈矩地力求上进，这是一个人认为较合理的说法。当然，更有人认为游侠并没有消失，只是往后的史家们认为已经没有符合太史公标准者，因而不再加以记载。
对于太史公做《游侠列传》的评价亦有正反两面的说法。在《游侠列传》一开始，韩子即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而荀悦也说：“此三游者,,指游侠、游说、游行之徒,,，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而班固在其《汉书‧游侠列传》中提到：“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并批评太史公“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但是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言：“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太史公对于游侠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予以立传，这个原因便是他肯定了游侠的社会约制力。虽然太史公也承认游侠行径多是不合法禁的，可是当时民间对于游侠所产生的社会秩序却是相当信赖，当时有着这么一句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就是很明显的例证，这个因素就是前述一般百姓是为了生存而相结合所产生的。可是班固等人的批评观点是不同的，他们认为游侠的存在是违反了国家统治的秩序。简而言之，太史公认为游侠是一种社会现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功用，所以为其立传；而班固等人则是认为这些人破坏了社会道德及规范，所以是采批评的态度。
总之，游侠的产生是基于它特殊的背景，并且为一般人提供庇护，使得人求生存的基本要求能达成，这点我们并不能忽视。因此，我们若是用一般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而忽略了游侠的正面功能，这是相当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