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诗人穿过灵堂，来到凯瑞的家。她不知道灵堂是个什么？这会儿，她们关于诗歌问题的热烈探讨，不时地被窗外的喧闹和爆竹声打断。法国女诗人具有一定的涵养，她的忍耐力完全可与中国女性媲美。然而，她毕竟生活在另一种文明世界里。她对这热闹得近乎吵闹的场面大为不解。于是凯瑞不得不告诉她，这是祭奠一位刚去世的老人。中国民间风俗中，人去世后活着的亲人和朋友们，常以喝酒来祭奠死去的亡灵。
法国女诗人听完凯瑞的叙述，在一阵惊讶之余，表现出十分好奇的举动。她从窗口探出头去，楼下小孩冲她喊：“hello、hello。”她十分高兴，转过头问凯瑞：“能不能下去看看？”
“可以。”凯瑞说。
凯瑞与法国女诗人走到楼下时，几个小孩拥了上来。他们朝她喊：“hello”。她感到很快乐。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传统的中国丧事，也是第一次探到中国普通百姓家里。中国人对外宾历来是友好的。老街上的邻居蜂拥而来。他们喜欢凑热闹，也喜欢听这个外国女人几句生硬的中国普通话。而法国女诗人，也会入乡随俗。她提出的要求，是走进老街上的某一些人家，看看风格迥异的古老建筑，和大小不同的家具摆设。这个要求不算难，凯瑞马上就带她走进一户一户的人家。
这天夜里，法国女诗人卡特琳娜留宿凯瑞家。她们阐述了各自对诗歌的观点。她们都喜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她们一致认为希姆博尔斯卡那种有苦味的，爱怀疑的，巧妙的诗，以及在表达较为绝望的看法时，所体现的诚实正是她成功的原因之一。她们谈得很投缘，睡下时已到凌晨了。卡特琳娜的呼噜，如雷声一样轰隆隆响，使凯瑞根本无法入睡。当然，凯瑞无法入睡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安眠药，已无法催眠她的任何一根神经。她只能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窗外簌簌的风声和雨声。这使她心里着急，但越是着急越使她的思绪像一群盘旋飞翔的鸟。它们使她在黑夜里，看到群星灿烂的宇宙，和广袤得悲哀起来的天空。
这会儿，凯瑞借着夜晚床头的一盏照明灯，看卡特琳娜赠给她的英文诗集。她反复吟诵诗集中的某一首诗时，卡特琳娜忽然从梦中醒来了。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说：“你怎么还没睡？”
她们翻身、咳嗽、打喷嚏，窗棂上的风铃发出当当的声音，那当当声仿佛敲醒了卡特琳娜的梦幻。她终于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入睡了。
她说：“我们再聊聊吧？”
凯瑞说：“好！”
于是，她们开始讨论那个比诗歌问题，更值得讨论的问题。她说：“你们这样的民间风俗，存在着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东西。为什么亲人离去要这样大吃大喝，且流露出来的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无比快乐的气氛？”
凯瑞翻了个身，发现一缕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射进来，正好照射在卡特琳娜的脸上。她的脸流露出一股疑惑。凯瑞说：“亲人离去是事实，过多的悲伤、沉重会使人的肉体和灵魂分裂，必须化悲痛为力量。”
卡特琳娜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天快亮的时候，凯瑞迷迷糊糊地睡去。等到醒来时，卡特琳娜已经出发了。她给凯瑞留了一封信和巴黎的电话与地址。她希望她们很快能在巴黎重逢。
凯瑞读完信，房间里静悄悄的。她忽然感到了一种幸福。一种如同贝多芬致格莱贤斯坦的一封信中所说：“幸福不是来自外界，你必须自己动手去创造一切；只有在理想世界中你才能找到欢乐。”是的，幸福的人生就是如贝多芬那样留下一大堆手稿，死在无限的追求和眷恋中。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1（1）
那天子夜时分，凯瑞接到了阿芒的电话。阿芒在塞纳河畔的小木屋对凯瑞说：“凯瑞，你暂时不要来巴黎了，我要去一趟纽约。”凯瑞一阵惊讶。她已经办好了赴法国的所有手续，机票也订好了。但她心里纵有一万个不开心，也不会在电话中表露出来。她很平静地说：“好吧，我正忙着呢！”
凯瑞搁下阿芒的电话，忧郁极了。她不知道阿芒去纽约干什么？很多个猜测都会令她不安。她极力想使自己不再像从前那样，落入尘世的小我的情与爱之中。然而，她心里放不下阿芒。她知道阿芒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她也知道阿芒眼里冷冷的忧郁神色，包含着一种怀念旧时代妻妾成群的景观。凯瑞不知道阿芒对她有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情？尽管她不怀疑阿芒对她的真爱，但她知道阿芒比较容易喜欢上别的女性。要不上次他怎么就与徐赛玲恋爱上？阿芒与她无可救药地追求生命之真爱，相差很远。
那天，凯瑞神思恍惚地来到母亲家。母亲已经病了几天。母亲的咳嗽，惊动了窗外丁香树上的一只鸟。凯瑞看见鸟儿飞走后，落在墙头上。四月末的阳光照耀着它，使它的羽毛光泽艳丽。凯瑞打算在母亲家住几天，陪陪母亲。母亲自从寡居以来，内心很寂寞。
“什么时候去巴黎？”母亲因咳嗽而沙哑的嗓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