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黄君，在那曲一住十年，两年前回归他的江西故里。离开那曲时，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独行在那曲的皓月之下，默默地泪流满面。在那曲工作了十年，因为难以克服的家庭危机被迫撤离。十载寒舍，一无积蓄，两袖清风。行前只带走三件藏北的纪念物：鹰的腿骨做成的鹰笛；一瓶冻土十粒青稞；以红绸包裹的状如假山的蜡烛泪。
黄君素来书呆子气十足，人到中年不改穷酸气。黄君在藏北从没得意过，所任唯一头衔为地区文工团副团长。黄君生活自理能力差，衣食住行时常显露出窘迫模样。黄君偶有神采飞扬的时刻，那是端坐在钢琴前，将额发一甩，将全部身心投入十个指尖，方显示高贵潇洒气派。
只是一曲终了，又该起身往火炉里添加牛粪了。炉火映在两只眼镜片上呈鲜亮的桔红色，又不免降尊纤贵，不免无可奈何。
西藏贫寒的生活造就了这样一类文人：注重精神生活和自我体验，缺乏竞争意识和应变能力。黄君崇尚高雅纯净的艺术，看到故里早已商品化了的艺术，“卖大腿的玩艺儿”（黄君语），遂感愕然忿忿然。拂袖而去，遂于家乡的中级法院谋了一个“刀笔小吏”的严肃差使。
我对于黄君携带的三件纪念品无话可说，而仅在三两年前，我还深情地赞美我们当年大批进藏的热血青年悲壮而可敬的理想浪漫之举。“是谁招呼了一声，人往高处走呵，”——我们一群就这么来了，“阅读风沙，阅读生生死死”，我们认为“寂寞也是美，悲怆也是美”，我们感到自己的热情已“层层叠叠地渗入了冰雪层和冻土层”
黄君给那片土地留下了些什么呢？统而言之是十年青春。青春是以岁月日时计算的，而个人的岁月是不可见的和不足道的。青春已了无踪痕。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黄君曾拟古韵谱写了这首著名的《无题》，朋友们至今还会唱的。古往今来有无尽的凄侧感伤。黄君很重感情，他对藏北一往情深。但无疑地，这种情感只作用于个人。他带走的用飞翔者的灵魂制作的鹰笛，所发出的音响与他的乡土是不相宜的；青稞也不会在他的乡野里生根扬花结籽，而面对那座状如假山的蜡烛泪，黄君，你想起了什么？
烛台上的蜡泪是藏北一个小小景观。红白相间，参差嶙峋，并非刻意为之，实在是放任自流。那曲镇是地委行署所在地，但火力发电有限，蜡烛仍是必备的照明用具。那蜡的瀑流便成了许多人家的盆景点缀。默默无言的蜡泪，凝固了黄君的藏北岁月，烛照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幽深的难以成眠的夜晚。那些夜晚，在飞沙走石搅得天昏地暗的风季里，在漫长得看不见尽头的干冷的冬天里，在雹粒敲打着铁皮房顶的时刻，在大雪忽然飘飞的六月末……你在那些夜晚里守在牛粪火炉旁沉思默想，面壁十年你差点儿成了一个哲学家。
远离喧嚣的都市，我们以超凡脱俗的精神贵族自命，安贫乐道，知夭达命，虔诚而惨淡地营造着我们的精神家园。可是当我们走出草原一。看——不对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所领悟的有关精神美学的问题，在现实世界的坚壁前作烟云流散。
藏北十年、二十年，有什么价值呢？不来，又有什么价值呢？有价值怎么样？没有价值怎么样？即便怎么样了又怎么样？
现代价值观解释不了诸多精神的情感的疑问，解释不了我们有关这片冻土的深情和迷惘。倒是“在劫难逃”、“欲罢不能”之类的词儿能似是而非地予以解答。是呵，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藏北的雪风抚平了前人的和我们的脚印，还会有更年轻的人们走来。
俄狄浦斯对于斯芬克斯谜语的解答是“人”，而人的谜底呢？生存意义价值的谜底呢？代复一代的人们寻求并努力得出答案而无一定论，我想那底蕴也许极其简单——与愚傻得可敬的黄君之于藏北同理，春蚕生来为吐丝，蜡烛生来为燃烧，你在劫难逃，欲罢不能。
我们毕竟都是这块土地上的过客。那曲任去任来。它旁若无人地打发着自己的日子。
那曲镇最隆重的节日是一年一度的赛马会。赛马场上一夜之间搭起帐篷城。那些特为赛马游乐制作的帐篷如大朵大朵白莲开放。
赛马，就是骑在马背上跑，看谁跑得快。第一名有大奖，最后一名也有奖——一串马粪挂在马脖子上，戏称为“捡马粪的”。
说来简单，但在极广阔的藏北草原牧区，赛马会是比藏历新年更热闹的民间节日，唯一的全部族集会的机会，它在牧人心目中的地位、它所引发的向往之情，自然就超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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