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弟弟死了，或者在那以前，他们的母亲在叫：“小飞鱼，小飞鱼。”那是弟弟的小名，他死后就成了王玉的。“妈的，现在叫这个名字成了朱浩一个的专利！
小飞鱼，他总是这么叫我。“王玉说。她怕我叫她小飞鱼，也许是诱惑我这么叫她吧？我真的有点动心，因为小飞鱼的确是个好听的名字。我仿佛看见那名字在水面上飘着，就是淹死了她小弟弟的那条清澈的边疆的河。两岸的草很茂密，方圆数十里人烟稀少，一栋孤立的砖房是他们母亲任教的学校兼他们的家了。
我问：“这些事你对人讲过不止一次吧？”这么说是在提醒自己不可能独自占有。
就像小飞鱼的名字不属于我的嘴唇一样，那臆想的画面也不属于我的眼睛，王玉顿时无言。她低头沉思片刻，说：“是啊，我小时候的事朱浩都知道。”“妈的！”我说：“还会有更多的人知道的。”这样一来我就不会把自己局限住了。接着我也讲了几桩童年往事，作为平衡的需要。我不欠王玉什么，哪怕是珍藏多年的童年。此外我还饶上了赵燕和小惠的童年，以表明我对童年的看法：不过是一些深刻或奇特的记忆，一些被夸大了的片断，并没有珍藏和待价而沽的必要。
本来以为这样的日子还要再过几天的——我的朋友声称这段时间船票紧张。我们谁也没有料到那竟是最后的一个晚上。
突然，有人敲门，是我的朋友送票来了。他还带来一个，我从未见过，说是如此紧张的票能够搞到，全凭了这位。这位搞票的要和我交个朋友，这张票正好是一个见面的机会。他们进到屋里来，坐下，准备和我好好聊聊。这么说吧，我托的那位朋友姓周，最后搞到票的姓严。姓严的朋友和我初次见面。他们一来就拉开了长谈的架势，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轮船第二天凌晨六点起航，我们的时间，加在一起已不足八个小时。
即使如此我也没有想到过不走。
这张船票如此难得，他们二人又是大老远（从码头）地跑来送票，而且死活也不要我的钱。这样的一张票是不可以浪费的。我知道王玉会怎么想：反正这张票是不花钱的，浪费了也不算浪费。我们可以用原来准备买船票的钱再买一张船票。说实话，我也觉得太突然了，时间太紧张，不够用。我也想过是否换一班船走，缓两天也行。说实话我也不是吝惜姓周和姓严的朋友的劳动，我是不想浪费那张船票的钱。多出一张船票的钱此时对我很重要，而减去一张船票钱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了。
王玉来的这一段，搞得我经济紧张。我又是一个离开许城外出开会的人，不便向身边的朋友去借。东海，一来他的事多，二来，向他借钱用于王玉，似乎不妥。我的钱仅够一张王玉的回程船票了。
我掐定行期让她走，除了生理上的考虑外也有钱的因素。突然来了这张免费船票真能解决我的不少问题，使我能把事情办得体面而不至于那么局促。我可以把原来用于买船票的钱拿出一部分来给王玉，让她路上用。另一些去买食品、水果，让她带着上路。
这是十分应该的，也是最起码的。这么考虑我可不是为了自己呵。
我耐着性子与姓周和姓严的聊，聊文学、艺术以及人生。我们围着圆桌的四周坐着，我感到王玉的脚在下面蹭我。开始的时候似是而非，后来就直截了当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深受刺激。我有点心不在焉，桌面上的王玉莫名其妙地容光焕发了。
这是下流的，我知道，但因为分离迫在眉睫，所以又是十分伤感的。
我们俩都有些不对劲，有些陶醉和急切。也许姓周的和姓严的看出来了，他们起身告辞，嘴里说着：“你们还得准备准备。”此刻已经是凌晨零点十分了。
他们想起来问我们将乘什么交通工具去码头？这个时间上路很尴尬：早班车还没有出站，末班车早就歇了。通宵公交车没一个准点，怕误了船。看来只有利用自行车。姓周的和姓严的正好要骑车回码头上班，他们建议王玉和他们一起走——坐在姓周的或姓严的车后。如果我要送王玉也可以一道走，反正有两辆自行车。如果从时间上考虑，也是再合适不过的。若怕到得太早，他们可以留下来再聊一会儿。
并非姓周和姓严的不是通情达理之人，主要他们对我和王玉的关系拿不太准。若按我托姓周买票的那个电话理解：王玉应是我朋友的女友，我管她吃住为其联系船票完全是出于对朋友的责任。
这层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大约他们也想结交朱浩，所以提议顺路把王玉带到码头上去。我们聊天的时候，王玉可以抓紧时间睡觉。而他们带走王玉后我完全可以睡上整整一天。他们全都为我想好了，可有一件最正常的事他们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亦不能明言。
为使这两个好心人逐步理解我们又花去了宝贵的两小时。
我们还剩四小时。刨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