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看了一眼闷不作声的白崇禧，又扫了一下方浩明，脸色有些阴沉，在编军问题上他不准备让步，广西有两个军，李宗仁和他都是军长，只能编两个军，否则他和李宗仁便有一个当不成军长，他想先看看何应钦到底怎么说。
何应钦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代表，但气质截然不同。何应钦是贵州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待人接物，态度温和，举止文雅，很有儒士之风。他是个不急不火的慢性子，办什么事都不慌不忙，按部就班，连走路都是慢腾腾的，深怕踏滑了脚，或是闪折了腿。汪精卫说完之后，他等了一阵，见黄绍没有要先发言的意思，他这才不慌不忙地打开面前一个卷宗夹，又用手扶了扶那副使他的儒士之风增色不少的黑边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国民革命军广东境内的部队已编了六个军，蒋总监在核定部队编制和番号时，已呈报国民政府拟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番号给予广西。”
何应钦是个慢性子，黄绍却偏偏是个急性子，何应钦一说完，他便毫不客气地说道：“广西现有实力本来就是两个军，李德邻和我的军长职务，是孙总理在北上之前委任的，目下正是用兵之际，为何要用番号和编制来压我们？”
何应钦一点也不动气，他慢慢地摘下那黑边眼镜，一手夹着一条眼镜腿，一边缓缓地翻阅着卷宗夹内的文件，他见黄绍说完了话，别人又没有说话，他才一字一句地说道：“蒋总监说过，国民革命军是革命的武装部队，不能象过去搞民军那样滥用番号，因此对部队的番号和编制一定要严加控制。”
何应钦不但性子慢，而且胆子也小，没有什么主见，平时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他说完话慢慢将眼镜戴上，谨慎地看了汪精卫一眼，汪精卫微微颔首。黄绍不再说话，他已铁下心来不作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哪怕为此关系破裂也在所不惜。
军队是命根子，只有发展壮大，岂能削减缩小？天下汹汹，连年战乱，谁的兵多，谁的地盘便大，拿枪杆子的人，哪一个愿意痛快地交出兵权？何况他的讨贼军最初由容县脱离李宗仁的时候，只有几百人，几年来东征西战，现在已发展到近两万人，而且正是由于他从马晓军手里抓过了这支部队的兵权，他才能有今天的实力和地位，对于军队的重要性，黄绍看得高于一切。
如果广西只能编一个第七军，那么李宗仁是非要当军长不可的，他黄绍就只有去坐省主席的冷板凳了，这，不但他本人不干，恐怕连原来讨贼军的将领们也不干。将广西统一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之下，对于黄绍来说，就象他三年前从容县出走，将部队拉到戎圩，接受沈鸿英的第八旅旅长职务，目的是要一个名义向外发展。
因为广西太穷，养不起这么多的兵，讨贼军和定桂军两个系统的将领矛盾颇多，相处不易，只有向外发展才能解决广西财政困难和内部的矛盾，当然也含有“洪、杨”之举的企图，而这一切，只有和广东联合，站到国民革命的大旗之下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果走这一步，要削减广西一半的军队的话，他是不干的，实力受到限制，将来与广东向外发展，不但处处受制于人，很可能还会遭人吞并掉。
黄绍不说话，作为他的副手的方浩明和白崇禧，当然也不好开口。李济深从会谈开始便一言不发，他能说什么呢？支持黄绍，他怕别人攻击他与“新桂系”图谋不轨，“新桂系”这个名称，不知是什么人刚刚造出来的，因为他是广西人，又与李、黄、白三人关系非同寻常，而又统率一支实力很强的广东部队，广东人对“桂系”本来是很憎恨的，现在又闹出个“新桂系”的名称来，如果有人别有用心地指责他是“新桂系”的话，那么对他掌握第四军，官兵全是广东人，是十分不利的，没有第四军，他李济深还能有什么作为呢？用他和黄绍的特殊关系压一压黄绍，要黄让步吧？李济深不愿这么干，他希望广西强大，他是个在粤军中任职的广西人，一个强大的和他关系密切的广西，对他是大有好处的。李济深什么也没说，只是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姿态，毕挺地坐着，宛如佛寺殿内的一尊罗汉。
谭延慢慢地端起茶杯，轻轻地吹着浮在茶水上的几片茶叶，慢慢地呷起茶来，仿佛他此刻出席的不是一个重要会议，而是坐在广州一个高雅的茶馆里品茶消遣似的。伍朝枢点起一支雪茄，飘逸的烟雾使他面目变得模糊起来。宋子文不耐烦地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枚用小巧的赤金链栓着的金怀表，“嚓嚓嚓”地上着弦，象一个西方股票公司的大经理，在瞬息万变的股票市场上却被无端地拉去出席一个无聊的什么会议，但又拘于礼貌和某种原因，不便离开，那“嚓嚓嚓”作响的上弦声，便是一种无言的抗议。
何应钦总是不慌不忙的，虽然由他直接出面代表蒋介石与广西佬打交道，一开局便僵持住了，但他没有一点着急，涵养好极了，一双眼睛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卷宗夹，仿佛那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虽然一时无人问津，但并不愁卖不出去。汪精卫虽然还是挂着一脸的微笑（无论是着急或是愤怒的时候，只要在众人面前，他总是微笑着，尽管他在家里对仆人喝斥时可以砸碎一只花瓶，但，那一定要在他太太陈壁君女士不在家的时候），但屁股上却如坐针毯。他知道在编军问题上，蒋介石是绝不会让步的，他当然也不主张编制上给广西两个军的番号，在限制广西势力的发展上，他与蒋介石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