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此种构想的动议及随后条约的签订，更多的是为了与中国建立对等关系，从而利用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达到位居朝鲜之上、进而与之建交的目的。而持联合之名，实则驾驭的意图者也是大有其人。但即便如此，在签约前“横滨一家外文报纸表示疑虑说，日清两国莫非要搞攻守同盟以对抗欧美的亚洲扩张。外务省声明，日清订立攻守同盟的传说毫无根据”。而签约后，日本国内反对声浪不断，使批准、换约一拖再拖。从国内外的强烈质疑和批评来看，说明联中、朝以共抗欧美列强的策略性的构想确实存在着，但同时也表明，它的可行性及支持度都是有限的。
二是，与欧美共进退，掠夺亚洲其他国家，这种构想由来已久。对明治政府领导层有直接影响的吉田松阴早在幕府末期，就在《幽囚录》中说：日本应“告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侯。责令朝鲜纳人质进朝贡，有如古盛之时。割北满之地，南收台湾、宋诸岛，以示渐进之势”。随后又在进一步指出“我与俄、美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这种一方面屈从于欧美列强、一方面侵夺亚洲邻国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强权政治对外思想，在当时它还只是一种对日本外交有影响力的思索，尚未完全付诸实施而最终构成主流，成为长期的、固定的战略。
然而，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初见成效，尤其是在日本不惜以武力侵台，为其窘境中的外交打开局面之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思想迅速向后者靠拢。我们可从当时日本外交决策层的变化上，以及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对外观念的转变上窥其一斑。
国家外交决策层的变化是国家外交战略变化的晴雨表。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被早年留学欧洲的驻英公使寺岛宗则代替，一批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人随之走上日本外交的决策岗位。例如留学英国的森有礼、上野景范出任外务大辅和少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按照华夷秩序的原则来看待清国和朝鲜的”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宗重正则于1875年离开了外务省。由此可见，19世纪70年代间的“人事更迭，标志着日本对亚洲外交的巨大变化”。
与此同时，一批对日本近代化贡献卓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的对外观念也随之发生了逆转。例如，1873年成立的著名启蒙团体“明六社”，一度以西方近代思想批判传统思想，把日本的启蒙运动推向高潮。然而，该社在日本侵台后的1875年因变化的国内、外形势而解散，其成员的对外思想渐趋转变。福泽谕吉开始提出“保护亚细亚东方也是我国的责任”，对中国和朝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实力强迫其进步”；此前高唱天赋人权的加藤弘之也反戈一击，“于是先论述吾之权利决非天赋，全为依进化而渐次造成者”，“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日本应“以武国主义为主眼、为经，以帝国主义置之第二位为纬”。以前联中、朝以共抗欧美的论调渐渐烟消云散，随之出现了披着“东洋盟主”论外衣的“脱亚入欧”论：“在东洋列国间成为文明之中心，他国之魁首，如西洋诸国者乃日本国民”。1879年11月，草间时福也在日本《邮电报知新闻》发表的《东洋连横论》中说，在亚洲可主持连横大业的“除了日本难道还有其他的国家吗”？赤裸裸的“脱亚入欧”论已呼之欲出。由此可见，侵台之后的思想界明显地反映着日本对外战略理念的走向。
其次，在随后的外交成果获取上，动摇了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华夷秩序，为占领琉球、逼朝就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是建立在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华夷秩序之上的，日本窥视的朝鲜、琉球均以中国为宗主国，因此日本对两地的任何企图都将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刺破华夷秩序的外壳。日本选择入侵台湾，从外交的视野来看，其战略意图可谓一箭三雕：把宗主国中国、琉球及朝鲜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正如日本政府就台湾问题向驻中国公使下达的谈判要领中所指出的：“即一方面向清帝国表示可以赔款为补偿从台湾撤兵，同时，借此机会否定清帝国对琉球的宗主权，消除琉球对日清两国的领属关系，并应打开‘朝鲜自新之门’”。因此尽管侵台后日军随即撤出，但紧随其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日本表面退一步，实则进两步。
第一步，为日本进一步吞并琉球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众所周知，琉球自14世纪起一直是明、清的属国，但1609年又被萨摩藩征服，这样琉球开始有了所谓的“双属”关系。1872年日本单方面强行设置琉球藩，把吞并琉球的进程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是，琉球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属国这一历史事实，使自知理亏的日本吞琉举步踌躇。因此，日本视琉球岛民遇难台湾为外交契机，以为琉球遇难者向台湾土著报复为名，行彻底斩断琉球与中国的宗属关系之实。诚如大久保利通的法国顾问巴桑纳在日军撤出台湾的第二年不无感慨的写道：“1874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因为从条约的字面上把琉球岛民“称作日本臣民”。
侵台事件的发生，日本以武力考验了衰败的清王朝的对外意志，前进一步，使其在随后的吞琉行动中处于了有利的位置。大久保利通在1874年12月15日起草的琉球问题建议书中说：“此番与清国谈判结果，……表现出琉球多少属我版图之实迹”，建议“一扫与清国之关系，把镇台支营派赴那霸港内”。1875年7月，日本政府派官员赴琉球，强令琉球王不接受清的册封、停止向清的朝贡、撤销设在福州的琉球馆。
如果说吞琉是日本外交成果实现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则是利用侵台威逼朝鲜放弃对中国宗主国的承认，从而使其就范。
日本对朝鲜的企图由来已久，中世纪丰臣秀吉时的侵朝堪称一个高潮。明治政府建立后，面对列国纷争，更加关注朝鲜的战略地位，正如1870年外务省官员所指出：“朝鲜为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征韩论”日甚一日。但执行封闭政策的朝鲜始终拒绝与日本交往，因此打开朝鲜国门、迫其就范一直是日本外交的一个课题。
如前所述，日本国内一部分人认为，既然朝鲜视中国为宗主国，那么可采取迂回策略先同中国取得对等关系，从而在对朝交往中就可处于有利地位。但是，虽然《清日修好条约》的签署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对等的地位，然而促成与朝鲜交往的外交目标仍未实现。于是日本把台湾与朝鲜联系在了一起。1873年，“换约为名，谒帝也为名，惟因筹划征伐生番而有此行”[26]的副岛种臣渡海赴中国时，就曾询问清政府：“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该国自主”，其意可谓明显。同时在日本国内，“征韩论”则甚嚣尘上。1873年2月12日《东京日日新闻》载：“据市井流言，日本与朝鲜一旦发生冲突，将征寅年出生之男子为兵，派往朝鲜服役”。甚至在1874年1月和2月，连续发生了“征韩派”在日本国内发动恐怖和叛乱事件，使日本现政府的统治发生动摇。这样，转移国内对与朝鲜外交受挫的不满情绪、威慑朝鲜就范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又一战略意图。正如依田家所说：“征韩论与出兵台湾的关系表明，日本的对华和对朝政策早从那时候起就是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台湾事务大臣沈保桢在战事未息之时，便致函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李鸿章，指出台湾之役与朝鲜的关系：“据洋将日意格云：日本尚有五千兵在长崎，台湾退兵后，将从事高丽。”李鸿章也推测：“东洋平秀吉，昔以全力伐之，师老财殚而退。兹故惮于发难，若得志于台，保不纵情再往”。有鉴于此，1874年8月，中国把日出兵台湾一事通告了朝鲜，指出日本有转战朝鲜的可能，并劝其与欧美列强通商，借西方的力量牵制日本。虽然朝鲜对日本将转战其地的警告及劝其与西方列强通商的用意持怀疑态度，并致函于清，认为日无意对朝“启恤失和”，朝鲜也无意与列强通商，但是仍请求中国“晓谕日本管事人员，俾勿称兵妄动，以全两国生灵”。
此时的朝鲜处于内外交困之中。长期的锁国使国家经济凋敝，大院君与闵妃两派争权夺利更使政治混乱，国内矛盾激化。而日本对此已是洞若观火。就在侵台战火燃起的5月，日本派遣外务省森山茂赴朝鲜搜集情报。6月，森山茂把如下结论汇报给日本政府：朝鲜的对日强硬派已经失势，朝廷内部纷争激烈，清劝朝鲜勿与日本失和。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朝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动摇。9月，朝鲜主导对日外交的倭学训导玄昔运会见了驻釜山公馆的日本代表森山茂，这是朝日外交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日本的对朝外交随后再度搁浅时，由于有了武装入侵台湾的先例，日本于1875年又一次动用武力，以炮舰相逼，酿成江华岛事件。终于在1876年，逼迫朝鲜签订了所谓的《日朝修好条约》。在条约的一开头就明确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与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可见，日本否定清与朝的宗属关系与此前斩断琉球与清的宗属关系的外交思路如出一辙，关键性的起点都在1874年侵台。
另外，颇耐人寻味的是，1875年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使一直困扰日本政府的北方库页岛问题也于侵台的第二年得以解决。
总之，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日本通过1874年入侵我国台湾，以武力取得了连进两步的外交成果，激活了迈向近代的日本外交棋局，促使日本将强权政治理念融入其外交实践当中，并在这一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唉，，，这中日之间的，日本总是有一个团结的内部，而中国呢则是一片散杀，要想整合这股力量太难啊。但随着台湾事件之后，日本的野心也集聚的增加。
同时这件事也是对北洋进行了大输血，也让日本看到了与大清国对决上所处的劣势。不得不进行大海军的前进战略，以打败大清水师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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