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日本的对我国台湾的入侵，对日本外交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一方面，以武力推行“脱亚入欧”的对外战略开始向日本外交理念的主流靠拢；另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外交成果，斩断了琉球与中国的宗属关系，逼迫朝鲜就范开国，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从此开始坍塌。初次军事冒险的成功，使强权政治开始融入日本外交的思想与实践，从此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使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不管是日本政府还是明治天皇想要打败中国的心是不会死的。
1874年，日本发动了入侵我国台湾的军事行动，这是步入近代的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用兵。虽然后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约》（又称《日清两国间互换条款及互换凭章》），日本不得不从台湾撤出军队，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大的外交视野重新审视此次武装侵台，会发现它对刚刚踏上国际舞台的日本外交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不平等的条约。这个条约的定例实中国在看其平等的条件下，不吃亏然日本则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一
我国的台湾地缘位置得天独厚，它处于西太平洋弧形岛链的中央部位，东控欧亚大陆，西制北太平洋，南视东南亚，北临东北亚，这种令人怵目的战略位置，自然在日本对外大战略中不容忽视。但是，台湾究竟在日本对外战略的展开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则集中体现于1874年日本对台湾的军事入侵以后。这是个重要的事件发生。
1871年，琉球岛民遭遇海难，在台湾登陆后有54名被土著居民误杀。消息传入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建议政府出兵台湾，追究责任。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桦山资纪向陆军省建议向台湾派遣生藩探险队。一时间“征台论”沸沸扬扬。那么，日本政界为何对侵略台湾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呢？
众所周知，新建不久的日本明治政府此时正处于外交困境之中：作为日本外交的课题之一――同欧美列强修改以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拒绝，修约遥遥无期。另一个外交课题――近邻外交也频频受挫，朝鲜一直不肯与其建交；虽与中国签订了《清日修好条约》，但不断遭到国内外的批评和质疑；同俄国就库页岛问题迟迟争执不下，北方威胁如芒刺在背。因此，当台湾问题出现后，日方鉴于该地险要的位置，把其视为扭转国运、打开外交困境中的契机。我们可从1873年外务省官员大原重实与外务卿副岛种臣的往来信函中看到这一点。大原重实写道：“卿（副岛）之意图，认为此番机会乃日本张威于亚细亚之良机。其原因乃台湾可谓亚细亚咽喉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欧洲垂涎于此岛之国家不少。若我不能得此地而为彼所得，其利害之分，自不待言”。“今番之事，乃征韩之役（丰臣秀吉发动的日本和明朝的战争）后之重大事件，皇国沉浮在此一举。今后皇威不仅在亚细亚，且将辉耀于万国，……然若不成功，则毕取侮于万国”。为此，日本为侵略台湾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首先，为了给自己出兵台湾找到借口，必须先“明确”琉球岛民是日本“臣民”，即琉球是“属于”日本的。于是，日本向吞并琉球迈出了重要一步：1872年10月，无视琉球为中国属国达五百余年的历史事实，单方面将琉球国改为琉球藩，国王为藩主，列入日本华族，其对外事宜交由外务省管辖。
其二，施展外交伎俩，争取国际“认同”。1873年6月8日，外务卿副岛种臣会见了英国公使，游说道：“清国未向生番之地派过官吏，地图上也未点载生番地名，前年美国人与生番交战，也未曾告诸清国，清国不知生番与美国人缔结条约之事，清国何能谓之为属地耶？”极力否定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另外，鉴于琉球此前已与美国签有《琉美协定》，于是日本以承认《琉美协定》为条件，换取美国对日本占有琉球、进而侵台持默认态度。
其三，试探清朝政府的态度。1873年，日本政府借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前往北京交换《清日修好条约》之机，就朝鲜、琉球及台湾问题试探清的态度。日方对此非常重视，正如当时随从前往的外务少丞郑永宁所说：“我国派遣大使，驾本国军舰出海，以今为始，本国军舰航行海外，也以今为始。更何况，各国众人所闻者，大使已奉伐藩之旨，将有事于台湾。故而，今发军舰，内外试目”。可见，日本对我国台湾的图谋已经确定。然而，在北京日方试图否定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以及对琉球的宗属关系的外交讹诈失败后，竟抛出在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与清总理衙门官员的非正式谈话中，清官员有台湾土著乃“化外”之民的话，为侵台制造借口。
随后，日本开始大踏步向战争边缘急行。1874年1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认为鉴于“海外发扬国威的意义”，“对生番兴问罪之师，实为必要”。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与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抛出《台湾土著居民处分要略》，声称“台湾土著部落乃清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对杀害我藩民琉球人民实行报复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同年2月6日，内阁会议根据《台湾土著居民处分要略》，做出了入侵台湾的决定。4月，日本设置所谓“台湾土著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事务局长官，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土著事务总督”。然而，正当出兵台湾如箭在弦上之时，日本的不轨行径引起了列强的不满。
4月9日，在华拥有巨大商业利益的英国首先对此提出质询。英国驻日公使帕克斯致函日新任外务卿寺岛宗则，其大意为：在台湾之通商港口，我国人民持有不少货物利益，贵国政府将军队开赴台湾岛，拟作何事？又，运送军队军粮之外国船只，将开赴何港或开赴何地？拟向阁下探询，请予急切注意。13日，帕克斯再次致函寺岛宗则：“如果清政府认为上述军事行为乃是敌对，则不得不立即召回参与其事的我国人民”。18日，美国驻日公使也向外务省声明：“我政府曾承认台湾全岛为清国所管辖。故而，对贵国政府雇佣美国船只及人民，参与征番之事不能旁观。行违反我美国与清国所订约之举，我将阻止美国船只及人民受贵国政府雇佣”。
面对英美的外交质询，日本政府内部一部分人产生动摇，三条实美命西乡从道暂缓出兵。但是，从英美的态度上可知，它们只是对日本将实施的侵略行径提出了异议和对本国利益的担心，并未表示将采取具体的遏制行动。事态表明，列强与其说是施加外交压力，倒不如说是告知“局外中立”，任日本对中国台湾动武。而这种“局外中立”的背后隐藏着的则是欧美列强讳莫如深的东亚战略，我们可从1872年10月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在预感到台湾危机后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窥其一斑。德朗写道：“我一向认为西方国家的外交代表们的真实政策，应当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种行动路线，使日本政府彻底反对这种主义（指闭关自守或与中朝联盟），使日本朝廷与中国及朝鲜政府相疏隔，使它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同盟者。在目前情势下，我深信已经发现了一个执行我这些计划的机会。可能用不着流血，但是，如果要动干戈，可以使那个战争成为把台湾和朝鲜的庄严的领土放在一个同情西方列强的国家的旗帜之下的战争，……使日本从国内混乱中解脱出来，并巩固当今日本天皇的进步和开明的统治”。
因此，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加之日本国内矛盾重重，急需向外疏导，在长崎已集结完毕的西乡从道竟不顾暂缓命令，强行出兵。而奉命来长崎见机行事的大久保利通最终同意了西乡的行为。大久保利通在写给政府的报告中说：“西乡总督从东京出发前所奉敕旨，迄今并无乖戾……。关于生番处分、兵队进退等实际问题，因在委任权限之内，故在长崎裁定”。5月，日本以军事冒险的形式最终发动了既定的入侵我国台湾的战争。
由于清朝政府的抗议以及台湾民众的抵抗，加之入侵日军疟疾流行以及欧美列强的“调停”，日本深感力不从心。10月，日本与清王朝签订了台事《北京专约》。条约规定：清承认“台湾‘生藩’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赔偿日本银50万量；日军撤出台湾。至此，日本对我国台湾的入侵暂告一段落。
1874年11月1日，离开北京的全权办理大使大久保利通深知此次侵台及其解决对日本及东亚的巨大影响，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9月10日到北京后，逗留凡五十余日，受任艰难，苦不堪言。幸事已成功，离开北京时自觉心中愉快。呜呼，处理如此大事乃古今所稀有，亦本人一生所未有。舟中无事。此日天气特别晴朗，秋高气爽，四望浩浩如海。思往事，志将来，心有所期。”而此时英帕克斯公使则以极为复杂的心情，写信给北京同僚说：“幸运降于日本，但日本没有资格受领。我深感遗憾，本来大海彼岸的老大国家是有理的，但却要向这个黄嘴丫未退的国家屈服。”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是刚刚步入近代的日本第一次对外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待其尘埃落定，首次军事冒险对日本外交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它集中反映在日本外交战略的选择上和外交成果的获取上。
首先，在外交战略的选择上，以武力推行“脱亚入欧”的对外战略开始向日本外交理念的主流靠拢。日本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背负着欧美列强强加其身的不平等条约，在西力东渐下被迫开国。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逐步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当时的日本一方面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欧美列强，另一方面面对的是颓势尽显的中、朝、琉近邻。尽管日本天皇表达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外交志向，但究竟采取何种具体的对外战略，尚处于摸索之中。而实际上在日本国内，以下两种外交战略构想曾一度存在着。
一是，联合亚洲的中国、朝鲜共同对抗欧美列强。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胜海舟就持有这种观点。1863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广为游说”，由日本、中国、朝鲜“合纵连横以共抗西洋”。此种策略性的思想在日本明治政府的首脑中也不乏其人。例如，“岩仓曾经提倡过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唯心论，主张日清协力以对抗‘公敌’欧美列强”。外务大丞柳原前光赴中国就签订条约问题谈判时，就一再声称：“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1871年，双方签署了《清日修好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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