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莫娜急于要改变一下生活环境。我不再努力写作让她深感不安。说实话，我都几乎让她相信，只要她再继续过双重生活，我就什么也不会去做（既然我让她深感不安，我就强调她让我过于担心她）。就如我所说，她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她知道事情更麻烦了，按她幼稚、天真的想法，改变这种处境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生活环境。
有一天，托尼·莫利尔打来一个电话，通知莫娜一切就序了。她要到泰晤士广场见他们中的两个人。广场上会有一辆中巴在那儿等她。在一家旅馆里好好吃一顿之后，那张支票就会出现（这张支票上的金额是七百五十，而不是一千）。
莫娜离开之后，我随手抓起一本书《智慧和命运》。我已经好些年没有读梅特林克的书了：这情形就像是重新品尝一份过去没能细细品尝过的食物。将近子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疲倦和不适，于是就出去溜了一圈。在经过一家商店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橱窗里堆满了野营和运动器材。这让我想到步行穿过南方，背着帆布包，我们可以先搭便车到弗吉尼亚海岸，然后再步行，走完全程。我看到了早就想穿上的那一双长简靴，这个到南方去的念头让我如此入迷，我突然觉得饿了，饿得像只熊。我于是朝乔氏饭店走去，这家饭店在波罗夫厅大街上。在饭店里，我要了一份洋葱嫩牛排。我边吃并浮想连翩。一两天之后，我们就要离开这个污浊的城市，在星光下安睡，跋涉小溪、爬山。我们畅快地流汗、喘气、歌唱。用一大杯咖啡，我送下一大块家庭自制苹果馅饼（是在深底盘子里做的），这时我还没从幻想中回过神来。我准备剔剔牙齿之后就向家的方向走。在付款的地方，我看到排列在那儿等待顾客挑选的香烟。我选了一包“罗密欧与朱丽叶”牌的，一口咬下过漉嘴并吐了出去。
我回到家里大概已经是午夜两点钟。我脱下衣服之后就钻进被里，睁大两眼躺在床上，想听到莫娜回来的脚步声。黎明的时候，我睡着了。
莫娜步履轻盈地回来的时候，已是八点三十。她一点儿都不累，莫娜没想着上床睡觉，而是忙着做早点：烟熏猪肉、鸡蛋、咖啡以及她在回家路上顺路买来的小烧饼。我却一直躺在床上直到最后一分钟。
“你到底他妈的跑哪儿去了！”我尽量咆哮起来。我知道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她神采飞扬的神色不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先吃早点吧。”她求我，“这故事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
“你搞到支票了吗——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她把支票朝我眼前晃了一下。
那天下午，我们到百货商店里订购了许多东西，到第二天，这些东西会发送到我家。当然在这之前，支票也将兑换成现金。但是第二天，我们没有能把支票兑现。
我们定购的那些衣物自然又退回了商店，我们很失望，于是把支票交给一家银行，那就是说至少得等几天后才能取到现款。
这期间，莫娜和我们的蓝鼻子女房东吵了一架。事情好像是这样发生的：莫娜与邻居那个漂亮的叙利亚女人正在交谈时，女房东冲进花园，大声辱骂那个叙利亚女人，莫娜觉得被侮辱了，也骂了那个老娼妇，这个老女人自然也不甘示弱，极尽其辱骂人的才能，骂莫娜也是叙利亚人，是个婊子，诸如此类的话。最后，吵架差点儿发展为一场拔头发比赛。
这件事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得滚出这屋子。我们本来就想离开这间屋子，得知这个消息并没感到不快。唯一让我思忖了一下的是如何对付这个老婊子！给她点苦头吃吃！
是斯坦利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我们是合情合理地迁出，那为什么不在还她房子之前，给她的房子留下一点君王的色彩呢？“好极了！”但我又问，“那怎么办呢？”他早已想出一个简单的办法。他告诉我：与通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