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源远流长，自《诗经》、《楚辞》开始，到唐代诗歌出现鼎盛局面，经历了近二千年的漫长历程。在这漫长的历程中，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由它的初始状态逐渐发育成熟，通过自身的规范形式的确立而走向辉煌。
考察中国诗史的整体进程，唐代不仅堪称其峰巅时代，而且表现为一个重要的界划，那就是文人诗的成熟和规范。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峰巅乃至精华内涵，主要就是由文人诗充实而成。当然，文人诗一旦形成，本身便已构成一个庞大的系统，在以五七言古律诗为主体的外在形式规范中，其内部呈现出多样化的诗美类型与艺术范式。总体看来，不同的诗美类型与艺术范式的展开，实际上与诗史的发展同步进行，具体而言，唐代前期艺术精神主要表现为统一性，中期则出现巨大的裂变过程，并一直延续到北宋，至南宋复又形成多重因素的融合重构。由此看来，探究中国文人诗的进程，唐宋二代实不可分割。
中国文人诗的多种类型与范式，大体可以归为二类，这就是后人所“唐音”与“宋调”，人们习惯地将之作为唐代、宋代文学风貌的标志，但实际上，其分界并不能以唐、宋两个封建王朝的时限为据，正如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所云“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1]。多种艺术类型与范式在唐、宋二代实呈整体→裂变→整合的复杂的嬗递状态与交织关系，并以其整合而成的两大类型垂范后世。在宋代以后，文学史上宗唐祧宋，纷争不绝，唐宋诗之争于是形成批评史上一大公案，而诗歌艺术风貌虽有迁，却在总体上局限于此两大范式之中，且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学史上主流样式已由正统诗文旁落。从这样的角度看，唐、宋二代正是一个完整的文学史时代，其最为显目的标志，便是对中国文人诗辉煌世界的共同构筑。
由于这一完整的文学史时代涵具着中国文人诗的庞大系统，而敏感的文人心灵随着七百年时代风云变幻更显得波动异常，由此促使唐宋诗史形成巨大的嬗递变迁之势。大体而言，这时期，主要表现为五七言古律诗形式的确立，由汉魏风骨与刘梁词彩融构而成特定的时代艺术精神的统一性；唐代中期至北宋可称为文人诗的裂变时期，主要表现为随着时代巨变出现文学思潮的转向，在诗歌体格逐渐精密与诗美类型分裂多样之中孕育出与“唐音”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范式――“宋调”；南宋可称为文人诗的重构时期，主要表现为“宋调”在凝定中趋变，从而导致“唐音”复现及其重新定位。
唐宋诗史三大阶段的嬗递，显然并非单线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复杂的交织状态。在总体的时代精神嬗递流变之中，文学思潮异常活跃，并贯穿着、宋二代之始终。就其荦荦大端而言，主要有四：一是基于主体精神高扬的尚奇思潮，在唐宋诗史上创造出无数新奇的审美天地；二是努力贴近现实生活的写实思潮，在唐宋诗史上留下了大量的活化的历史乃至史诗般名作；三是追求诗歌体格创变的“以文为诗”现象，使传统诗歌的功能与范围得到空间的三展；四是乱世文人为寻求心灵归宿而生成的“晚唐风韵”，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心路历程。这四大思潮，无不贯穿唐宋二代，有的甚至涵盖始终。可以说，正是以此为代表的诗学思潮，将嬗递流变着的诗史整合为一体，从而在动态的流变与静态的排列、历时态的思潮习尚与共时态的文类体式的辩证统一之中，构成唐宋诗歌的宏观结构，并昭揭一段典型的文学史整体进程。
从中国文人诗的视点观察，唐、宋诗显然并非历来“分唐、宋之畛域”那样的两种文学形态的对立关系，而是一个历史进程中的整体。纵观历代的唐、宋诗研究，由古代的唐宋诗之争到近现代的不为轩轾，从争高下到辨异同，学术观念趋向通达，标志着时代学术的进步，但是，研究宋诗仍然以唐诗为参照乃至评价标准，并且视唐、宋诗本身为截然两途的观念与思维定势显然略无改变；在唐宋诗研究中，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以辨异为主要着眼点，同时具体研究者大多仅攻一端，致使唐诗、宋诗研究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领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隔膜。由此看来，整合唐宋，不仅可以改变唐、宋诗研究的分裂状态，而且可以拓宽唐、宋诗研究的狭隘视野，使唐、宋诗研究本身趋向深化，并进而为倡导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思维观念提供启示。
张显清、林金树主编的《明代政治史》一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获得中国社科院出版基金资助，2003年12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明代是中国历史处于新旧势力开始互相碰撞的特殊时期。明代政治在把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的同时，也出现了若干新的因素，不仅对当时的社会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明代政治史不仅对深刻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尤具特殊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但与中国古代大多数断代的政治史研究相比，明代史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而且已有的成果也主要是集中于政治制度的研究。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着能有一部全面论述明代政治史的专著尽早问世，而《明代政治史》一书的出版，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一热望。
全书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共分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皇帝制度与两京、内阁、行政体制与军事管理制度、官僚管理制度、法律与运作、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与改革、民族政策、外交关系、政治思想等十个篇章，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明代270余年政治史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并通过揭示明代政治对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影响及其互动关系，进一步探讨了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整，视角之多样，不仅在明代政治史研究领域是空前的，而且在中国古代各断代的政治史研究中也不多见。全书给人的启迪和益处良多，令人印象最深的即有体现了贯通和发展的观点。该书为断代政治史，但作者并没有把眼光局限于明代，而是始终把明代政治史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审视，努力揭示其对前代的继承、发展和对后代的影响，并以此来估价明代政治史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的地位和特点，反映了作者通观全局的整体史识。
恩格斯曾说：人类历史“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研究历史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寻找出过去社会深藏于无数现象背后并处在时刻变化中的“种种联系“及其“相互作用”。而这正是《明代政治史》一书的着意用力之处。
根据不同时期的显著特征对历史发展过程作出阶段性的划分，是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必要手段。在这方面，《明代政治史》同样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提出了颇为中肯的意见。作者站在总揽明代政治全局和把握其发展趋势的高度，把明代政治史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洪武元年（1638）至宣德十年（1435）为“政治形成确立并稳步发展”的时期，正统元年（1436）至正德十六年（1521）为“政治退化倒转、社会秩序日趋混乱”的时期，嘉靖元年（1522）至万历十年（1582）为“政治改革逐渐深入、改革势力与腐败势力激烈斗争”的时期，万历十一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为“政治迅速败坏、局面逐步失控”的时期。这可谓是透过繁纷芜杂、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抓住了各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