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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街道上组织的学习越来越多。报纸上天天登有各地公私合营的消息。图片、文字营造出一种轰轰烈烈的氛围。社论一篇接着一篇：《进一步做好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上海等地又有一批行业公私合营》、《北京绝大部分私营工商业行业将在最近公私合营》、《武汉市加快改造私营工商业的速度》等等。家礼这段时间常和关以仁几个在一起，谈的都是合营的事儿。除了报上的文章，坊间还流传着各种小道消息。大家徒劳地甄别着真伪，心里都怀着几分惴惴不安。最担心的，莫过于一家大小今后的生计。
章达宣却说：“既有来，便有去。杞人忧天，天终在上。”
解放那年，大家对共产党的军队不了解，都有些惶惶不安。他的左邻是个歪脖儿，被各种小道消息搅得坐卧不宁。章达宣见他终日神不守舍，就想捉弄他一下，说：“解放军正在找两个人。你我可都要留个心眼儿。”歪脖儿果然紧张起来，问他：“两个啥人？”章达宣左右看看，悄声说：“一个单耳垂肩，一个单臂过膝。”说完了又叮嘱他：“你可不能告诉别人。要是让外人知道是我说的，你就算把我害了。我是看你老实，才说给你听。”
歪脖儿是个实心眼儿，听了章达宣云山雾罩的话，越发地寝食不安。趁天黑跑去岳丈家请教。岳丈一听是章达宣说的，心里先就有了几分底。“你把章瘸子的话再说一遍。”歪脖儿就把章达宣的话又学了一遍。岳丈扑哧一声笑起来。“这个章瘸子，糟践自己不算，还要糟践别人。他说的不就是你跟他吗？”
家礼却认为，章达宣的幽默固然令人轻松，可幽默之后呢，能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他说：“章伯，茅山城能有几个人像你呀！”
后院花坛里的花草渐渐显出绿肥红瘦的丰富。家廉又给家里来了封信，说自己已经和一个女同学结婚，等毕业就把她带回来。他事前没有透露一点恋爱的消息，突然说结婚了，大家不免感到唐突。家慧想起上封信的内容，猜测说：“怕是四川那个同学吧，要不咋会把家都舍了往那儿跑。”家礼心里有些不痛快，说：“生米都做成熟饭了，我这个当大哥的还不知道。”魏学贤劝他：“新社会了，讲究个婚姻自由，你那些老规矩也该改改。”
家礼无奈，回了封信。丝毫没提自己的不快，只说很高兴你终于成家立业，父母若还在世，一定会乐不可支云云，算是作为家长，认可了这门婚事。
到了八月，几家中药铺联合成立了中药联谊小组。到十月中旬，小组改换招牌，成立茅山中药公私合营。几家药铺按照规定，把铺子里的药架桌椅都搬到政府指定的合营公司所在地。药品、物品都由公方人员作价抵给店里。定价的原则就低不就高。一斤当归才八毛钱。汪耀宗传下来的那套红木雕花靠背椅，一只折价两块钱，四只共折了八块钱。摆在前厅的长条板凳，一只折价八毛钱。几家药铺的掌柜忙忙碌碌地从家里往店里搬着东西，脸上都是笑模样，心里却都是惶惶然。关以仁说：“仁和丰是我伯的大头儿子（最得宠的儿子），比我们哪个儿子都看得金贵。如今眼瞅着过继给别人，心疼得茶饭都不思了。”家礼听了这话，自然想起自己的父亲汪耀宗，只有苦笑。
开中药铺的有句老话，叫十年办不全，十年卖不完。益生堂的药品和物品搬了三天，就基本上空了。
药房里平时放药架子的地方，露出灰白的墙壁。地上到处是毛茸茸的阳尘灰。墙角有一张旧报纸，家礼过去捡起来，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二日的《人民日报》发展中医中药的图文专版，登有扁鹊、华佗、张仲景、皇甫汉、陶弘景、李时珍的图片。家礼想起来，这张报纸是他特意收藏的。他喜欢上面的内容，觉得跟自己，跟益生堂有着很大的关联。大概是放在哪个药柜里，搬东西时掉出来了。他把报纸细心折好，转着身子看了一圈，也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最后索性塞进兜里。
益生堂第一章（35）
益生堂倒号了！益生堂倒号了！这个声音已经在他耳朵边喊了三天，喊得他无处躲藏。他对玉芝说：“我快要疯了。”玉芝劝他：“店没了还有人在，人要没了，就啥都没了。”他不能不承认这句话在理，可是他一夜一夜睡不着觉，眼里像进了水，又酸又涩。
益生堂招牌取下来，长长地横卧在地上，满是灰尘，像一个被人抬着来门前求诊的病人，沉默无力地等待着有人来关照。玉芝两手沾着灰，问道：“牌子放在哪儿？”家礼指指屋里说：“搬到后院儿去。”两人便一头一个，扛着牌子，经过前厅，堂屋，天井，到了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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