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机体的承载的能力有他的局限性，如果有选择，谁都不愿从事体力劳作。建国后政令滋彰，一厢情愿地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还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共产风’刮倒之处，人类惰性一面被暴露无遗，大家都在食堂吃饭，在田间劳动干多干少一个样，人们原本的勤劳和善良被泯灭了，五八年大饥荒，最后定性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刘主席力挽狂澜，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国民经济得以回暖。
民以食为天，这个时候的人相对实际了，工人阶级在大饥荒后就变得相对弱势，每个人虽然发到了国家定额粮票，可粮站也得有物资供应，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工人不如农民的说法，很多在职人员都纷纷回家种田，有极端的说：“工人手停下了就没有钱可拿，可农民的庄稼，躺在床上他还在长！”
可政策的多变，也会让人无法应对，国民经济刚有点复苏，政治层面的恶斗又浮上台面，‘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当作大毒草批判，广大农村实行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经济，提出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口号，农村以工分制计酬，这样一来，那些自愿回家务农的工人追悔莫及，因为那样的劳动强度，得到的工分，一家人连温饱都过不去，而国家对工人的供给却有了保证，一时间在厂里工作的工人成了‘天子骄子’。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吃商品粮的门槛很高，一旦划为农民，成为工人的概率就很小了，就连娶农村的老婆，子女就得跟随母亲成为农民，这就是城乡差别，也是国家资源财力支配下无奈的选择。更让国人没有想到的，国民经济匮乏的年代，就连城市人口的子女都要上山下乡，到农村找吃饭的机会，何况是农民就业。
七十年代，国营企业是老大，而后就是县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到了中期，城乡出现了很多身份不明的工厂，后来统称为乡镇企业。这种蓄势待发的区域经济环境里，大批剩余劳力在工厂当临时工，某种情况说，它成就了这个地方人制造技术的底蕴，这种起步谁早先一步，那个区域就会给今后的发展占有先机。
随着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生存矛盾刺激了改变生活方式的诉求，这种诉求蓄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凝聚成一种势能，大环境稍的松动，这种势能就会迅速膨胀，成了一股冲破了一切阻扰‘激流’，一个有前瞻性的政府，顺应这种洪流的冲刷，迅速变换了角色，筑起了‘防洪堤’，成了疏导、规范‘洪流’的守护神。
七十年代末，这种‘势能’已经到了极限，首当其冲的‘打办’也改变了职能，它们几乎在一夜间变成了经营户公平交易的管理者，三中全会后，‘市管会’这个名称也成为了历史，代替它的是一个崭新的名称‘工商行政管理所’。
在这期间，原来因贪污罪被判刑的老张也回来了，还好整他的几位同事都早已调出了五亭，他回原单位也就没有和他有过节的人。然而，一晃就是六七年，在家里最需要的时候，一家之主蒙难入狱，也就苦了这一家老小，如今大女儿已经说好了亲事在家待嫁。张颖那一年混了个初中毕业，跟着一个裁缝当学徒，也不知道手艺是否学成，反正到一家服装厂做临时工已经三年了。她够可怜的，初中毕业那一年，母亲送她去一个老裁缝的家里，指望能学点技术，也好有个谋生的手段。
诸不知张颖的师傅也是个不走运的人，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闹的，挺有名的一个师傅，却没有开档口的资格，她只能长期私底下在需要的人家‘做上工’，长期以来，她的徒弟不少，可真正学成的不多，张颖来了她也没有寄予太多的希望，也准备来个‘教你三年，依然背个破作篮’。